曾经有一个比喻流行多年，即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比喻教师的“牺牲奉献精神”。我一直不赞成将一个好好的职业渲染得那么悲情那么无奈那么苦涩。
在横沟小学，当朱老师将一个大桃子递给压力太大而情绪失控的学生，当王老师站在旗杆下一字一顿地大声宣布学生在全县竞赛中的名次；在山东大学，当孔范今教授吩咐学生们要拉着足不出户苦读的弟子下楼；在南京大学，当丁帆教授与弟子观点相持不下时的哈哈一笑和“你再想想吧!”……
何曾有一丝悲哀和苦涩？ 满满的都是温暖，都是乐趣，都是光明。相信这些多年后仍然被感念的为师者，当时就从学生的眼神、笑容、突然挺直的身姿中得到了珍贵的回馈，而当这些学生长成一个更好的自己，甚至最好的自己，更是为人师者最大的满足吧。
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不是这一天快乐，而是祝你们当老师当得很快乐!
———编者
甫跃辉
我的小学没有围墙。几棵歪歪扭扭的洋草果树 (桉树) 隔开外面的世界。洋草果树圈住的七八亩土地，立着一栋挺大的教学楼、两栋挺小的教师宿舍外加一间厕所。细沙操场边上，有一座国旗台，国旗台上升国旗，是每周一的固定节目。此时，国旗正在旗杆顶端飘扬。旗杆前，站着的是我们的校长王老师。他声音很大，说，你们回去和家长说，不要再来学校放猪了! 我们的队伍爆发出了持续的欢乐的笑声。回头看看，正有几头猪藏身洋草果树下蠢蠢欲动……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小学，我度过了将近七个年头。
那时没幼儿园，只有学前班，一年的学前班我只读过大半年。原因是爸妈不知道我到上学的年纪了。大院子里的堂姐带我到学校玩儿，我悄悄坐到学前班教室最后一排，听了两次课，被老师发现了，找到家里，给我补报了名。我永远记得，学前班只有这一位老师，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她的名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学前班的事大多忘却了，只记住两件。第一件，我给同学们算命。教室门关着，要算命的在门外排队，一个出去了另一个再进来。所谓算命，不过是给人看手指头上几个箩几个簸箕。我牢牢记住奶奶说的，“一箩穷二箩富三箩顶抹布四箩银子包中柱……”如今，后面是什么全记不住了。第二件，有道数学题全班没一个人做对，被罚站在太阳底下“好好思考”。上课时间竟然能到教室外面，大家都特别高兴。
学前班结束了，全班二十六个人要换到斜对面教学楼的教室上课。之前教六年级的那位老师要来做我们班主任了。据说他非常严厉，“辣子面”不好吃。开学后，却听说他调走了。全班皆大欢喜。那谁来做我们班主任呢？
开学第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同学们三三两两到教室里坐好了。教室外有个中年大叔在徘徊，不知道是找谁的。上课铃声一响，那胖大叔竟走进教室里来了。我姓余，教语文，是你们的班主任。他说着，转身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他的名字。我们看到他穿一件后背起皱的的确良白衬衫，一条黑裤子，脚上一双黑色懒汉鞋。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大圆脑袋，只有旁边一圈儿头发，头顶油光锃亮。
余老师是刚从别的学校调来的，我们一点儿不了解他。他却一点儿一点儿了解我们了。我们来自学校周边的好几个村寨，汉村、田坝心、九龙、山后、横沟和棉花村，很是分散。余老师一个个村寨走遍了。一天傍晚，听到一个声音在大院子外提起我的名字，是余老师! 邻居问他，他家这小孩儿学习怎样啊？ 他说，我们班第一名! 真是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跑出去迎接他，他却说不是来我家，是要去村里另一个学生家。他来是让我带路的。那户人家在山脚下的村头，妈跟外方人跑了，爹带着他们两兄弟过。我领余老师到他家去。在没有电灯的院子里，见到了那个学生。月亮高悬，院里没板凳，大家都站着说话。回去路上，余老师连连叹息。我邀他去我家，他没去，独自晃着个电筒走了。
小学六年，我一直是全班第一名(全年级只有一个班，导致我很长时间没法理解三年级二班之类的是什么意思)。老师总是喜欢好学生的，我自然得到不少“优待”。余老师对我好的一大方式，是让我帮着刻蜡纸。第一次刻蜡纸是在教师宿舍楼前那几株高大的洋草果树下。余老师让我试试。像是得了莫大恩宠，我很高兴地坐到椅子上“试试”。余老师瞪大眼看了，说不错啊。就让我把剩下的试卷刻完了。起初我一边刻还一边想答案，后来是完全来不及想了。自那以后，刻蜡纸的任务，大部分落我身上了。
中午，余老师把我喊到他的房间，他倒床上看报，我在离他两三米的书桌上刻蜡纸。余老师住在二楼端头，就是学前班教室的楼上。推窗望出去，正望见东山，仔细辨认，还可望见东山脚下我家的两棵枇杷树。目光收回来，看屋前过道，阳光斜斜照下，将花瓶栏杆描上木地板，影子犹如轻烟。左侧的柱子边，挂了一盆吊兰，长长的花茎垂下，开了几朵白花。最右边是过道尽头了，蹲了一只红泥小火炉，铁锅静静支在上面，旁边散乱放了些干透的松柴。不时传来一阵欢呼，是同学们在楼下打乒乓球———我们学生都没午睡的习惯。
这时，隔壁屋教过我自然课的刘老师起床了。听到他穿鞋，洗脸，水泼向楼下，干燥的泥地即刻湿了一大片。刘老师刚分来，二十来岁，全校最年轻。他带学生练书法、出门旅游，很多人喜欢他。他关上门，下楼去，整栋木结构的老楼随他的脚步颤动着。楼下又一阵欢呼，原来他是下楼打乒乓球了。回头看余老师，正打呼噜呢。刚还举在他手上的报纸，此时完全趴下了，盖在他脸上，随呼噜一上一下，一下一上。我蹑手蹑脚走过去，忍住笑，拉一拉报纸，竟被他拽得紧紧的。
蜡纸刻好了，我还得和余老师配合油印。黑漆漆的油墨不算难闻，但时常弄脏手，很难洗干净。余老师高而胖，常穿一件白衬衫。试卷一张张印出来，传来递去间，不知何时，忽然发现，他的白衬衫下摆黑油油一片。
我刻蜡纸的“名声”是越来越好了。教思想品德课的朱老师也让我帮他刻。五年级的夏天，我们正准备全省自然竞赛。那个周五晚上，我要到黑板上给同学们抄题目，自己还得抄一遍，再要帮着刻蜡纸……我不想接下来的周末还弄这些，顿觉压力太大，竟然在跳远的沙坑边哭了。同学们围过来安慰我，我说，晚上都带着油壶蜡烛到学校来，停电了也要把自然笔记抄完再走。同学们都听我的，但没等到停电，竟然给抄完了。
朱老师呢，知道我哭过，却并没放弃让我刻蜡纸……他不知道从哪儿给我带了个很大的水蜜桃，算是对我的慰劳吧。他笑呵呵对我说，一个大小伙子，哭什么嘛。
锃亮的黑皮鞋，笔挺的西装裤，白衬衫比余老师的顺滑得多，比余老师大几岁，花白头发却仍然浓密着……朱老师在我们眼里一直很讲究。他和教体育的杨老师住得近———我经常和杨老师在屋前下老和尚棋，我是兵，杨老师是老和尚，兵把老和尚赶到女厕所里，老和尚就算是输了。杨老师屋前常是喧哗的，朱老师那儿却很安静。那是一楼的一个小院，有间卧室，还有间厨房，院子里有好几株蜀葵，夏天开很红很大的花。
我们顽皮的事儿很多，我曾捉弄过教数学的校长。譬如，拿掉数学题的一个已知条件去问他，他做不出来，我就一直站他身后看他抓耳挠腮。直到去年聚会，我才把这件事告诉王老师，王老师一愣，说想不起来了。
王老师始终是把我当成他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吧？ 这让我想起四年级那个早上了，王老师从隔壁六年级急匆匆走过来，站在教室门口，冲正给我们上课的余老师说，你把甫跃辉借我两分钟。没等余老师反应过来，他进教室拉了我便走，到了六年级教室，他们一堆人都睁大眼盯着我。王老师说，甫跃辉你告诉他们，中国在哪个半球？ 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所学过的全忘了，心想中国嘛东方嘛，支支吾吾说，东半球。王老师呆了呆，说，没事了，你回去吧。后来我想，他一定是想要我回答北半球的吧？ 可东半球也没错啊! 又有些埋怨他，怎么不提前告诉我答案呢？ 余老师看我垂头丧气回到教室，笑一笑，像是什么都明白了。
一天下午，余老师把我叫到屋里，说全校少先队要选中队长小队长，你觉得谁合适？ 那时候，我已经是班里的小组长、学习委员兼班长了，就推荐了别的几个同学。其实，我是很虚荣地想着，余老师会说让我当中队长的。余老师始终没说，我只能像孔融那样让梨了。几天后，朱老师把我喊去，问我，全校的少先队中队长小队长都选好了？ 我说，选好了。朱老师说，还有个大队长，让你当怎么样？我心想，早说嘛! 谁知道还有个大队长呢。嘴上却说，不当，有什么好当的! 一向慈眉善目的朱老师拉下脸，说这是老师们对你的信任，怎么能这么轻易推脱？ 怎么能毫无担当？! ……这是我作为小学生被教育得最厉害的一次吧？
那时候是真虚荣，也知道自己虚荣，却怎么也忍不住。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最大满足的，是小学五年级的一天。操场上，升旗完毕，王老师站旗杆下，大声向全校师生宣布：我们学校……甫跃辉……在全省……自然竞赛中……得了……全县……第一名!他近乎一字一顿地喊。我站在人群中，早已笑得合不拢嘴。一个我告诉自己，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太难看了! 但另一个我实在忍不住啊，仍然笑得发出了声，完全不管旁边的同学怎么看。
多少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是个天高云淡的清晨。
就像记得那所小学校———横沟小学。
后来，横沟小学有了围墙，有了水泥操场，有了漂亮的教学楼还有了花坛，我却早已离开学校。我的老师们也相继退休，离开学校了。最先离开的是杨老师，接着是朱老师，然后是余老师，最后是王老师。哦，想起来了，最早离开学校的或许是最年轻的刘老师，他是早早就改了行的。
上大学后，我每次回家，刘老师总要约我一起吃顿饭的。他说，以前教你的是书本知识，现在要教教你社会知识了。十来年前在姚关，打麻将三缺一，刘老师问我会不会，我说不会。他说，你还写小说呢，麻将都不会打，怎么了解这个社会？给你两百块钱去输! 我坐到麻将桌上，他朋友帮着我，两百块钱果然很快输掉了———这社会知识，我终究没能学会。
几年前，听说杨如纠老师过世了。前年回家，我说，想去看看余庚兴老师。刘老师说，你不知道？ 他去年过世了。去年回家，我说，想去看看朱跃安老师。刘老师说，你不知道？ 他三四个月前过世了! 我盯着刘老师。刘老师说，你可不要哪天忽然说，想去看看刘老师……过了两天，约王老师和几位同学聚会。刘老师很高兴，很快喝得微醺。王老师也很高兴，我要敬他酒，他说身体不行了，只能以茶代酒了。大家说起世事的变迁，不免诸多感慨。王老师说，如今连横沟小学都没了! 说起余老师，我说，真想不到，我前两年还见过他呢———
是在仁和街。阳光耀眼，我看到一个高而胖、戴顶破草帽、穿白衬衫的男人在买菜。我小跑过去看，果然是余老师! 他满脸笑，不停地说，你现在是大作家了! 我听人说过你的! 我说，哪里是什么作家，学写作文呢。———我总不能忘记，余老师对我作文的一次修改。那是小学三年级吧？ 我写鱼塘里的鱼，“红得像太阳”。余老师在旁边批注：形容不准确，再红的鱼也不像太阳! 我久久不能服气。后来渐渐明白，“准确”是多么重要。———说不上几句话，余老师要走了。我看他渐渐走远，背有些驼了，但依然宽阔，肥大的白衬衫皱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