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君
2024年下半年上映的两部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和《女人世界》原本并无关联,但同时放在2024年的时光盘面,却产生诸多共通性和回响。
它们都通过打捞尘封的历史,展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拍摄者都在中国发现了关于世界的故事,于是从中国出发,前往世界。两部作品都运用了冷静客观的纪录片视角,同时又沉淀了浓郁的历史情感与故土之恋,似乎形成了2024年中国银幕上关于“世界中的中国”的一场对话。
《里斯本丸沉没》中这段关于英国、日本、中国、美国的史实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中都没有清晰的记载,历史的物证和人证无人打捞。英军的后人并不知道先辈遭受了怎样的苦难、无法归家的先辈身在何处;中国渔民不清楚被营救的人们曾遭遇着怎样的非人折磨、他们有没有活下来、这场营救在二战史上有何意义;美国军人不知道自己击沉的是盟军战友,当知晓真相后痛苦与懊恼无法释怀;至于日本,依旧没有直面这场残忍的“里斯本丸沉没”事件。
所有的印记如同拼图,各方只掌管自己手中那一片残破不全的部分。影片到世界各地搜集这些拼图的残片,回到地理意义上的里斯本丸沉没处,打捞“里斯本丸”,将“里斯本丸沉没”的故事讲述给全世界。
本月初上映的《女人世界》,中文片名来自于华裔女导演伍锦霞1939年拍摄的一部同名影片,英文名则是“唐人街恰恰”(Chinatown Cha-cha)。导演杨圆圆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姑娘,一直以来致力于历史、影像和当代艺术的创作,关注海外出生和成长的离散华人议题,这是她的第一部纪录长片作品。“女人世界”是杨圆圆的一个关注序列,关于移民、关于历史、关于文化接受、关于故土。之前完成的短片《上海来的女士》《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以及“都板街舞团”在古巴哈瓦那唐人街的龙岗公所和中国上海的“外滩美术馆”的演出等,都是杨圆圆的相关系列作品,两场演出被命名为“交错剧场”。
影片的叙事主线和表层讲述了一直活跃的唐人街老年“都板街舞团”因舞蹈而互相发现、彼此抚慰、共同巡演、享受舞蹈和追求生命光华的故事。但作品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性,将华人家庭在漫长的职业艰难期如何在唐人街生存,如何在当时美国排华政策的大环境中找到职业生路,如何本能地坚守一种中国式伦理,如何参与到美国银幕上的中国故事等丰富的历史内涵展现出来。
与世界相遇,与历史相遇
两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本身都是与人、与历史不断相遇。方励和杨圆圆的初衷都不是为了拍摄纪录片而展开电影创作,他们都是先遭遇历史,在担忧历史被淹没的紧迫间,迫不及待地端起纪录的镜头,试图将未曾察觉即将消失的历史收存起来。两部作品都采用了史料与口述采访结合的素材资源,都采用了动画的形式再现历史现场和过往细节,都展开了对世界与中国关系的观察。
方励导演本身从事地球物理研究,有能力在技术上勘查沉没的里斯本丸,给出更多科学数据和佐证。他和团队远赴多个国家,采访抢救的是里斯本丸的物证和人证。他用声呐与已经沉没的里斯本丸对视,不断拜访里斯本丸沉没的亲历者与后代,与不可预期的新的发现和讲述相遇。
杨圆圆与人物的相遇,是在爬梳唐人街和中国电影史料时发现了这样一群唐人街舞者。29岁杨圆圆与时年92岁的余金巧(1926年出生)以及多位老年舞者的相遇,当代的中国女孩循着史料与唐人街变迁的踪迹,穿越时间与曾经的唐人街华人女孩的相遇,当代导演与上世纪30年代华人女导演的相遇,更是所有人与岁月和衰老的相遇,堆叠了多重时空的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女人世界》主人公余金巧早期唐人街的风情舞生涯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对东方的凝视和东方“反凝视”的故事。唐人街华人女孩的职业选择在20世纪上半叶是非常有限的。影片中虽没有直接提到排华法案,但余金巧提到的旧金山大火、父亲归乡的选择,实际背景里都涉及美国历史上漫长的“排华法案”,直到上世纪40年代旧金山的移民当局还在处理遣返华工的问题。少女时期的余金巧热爱并擅长舞蹈,但风情舞才能让她登上舞台。她和家人经营着旧金山唐人街最著名的紫禁城夜总会,这既是她的热爱也是她的工作机会,同时是一家人在唐人街安身立命的营生。在她以风情舞享誉唐人街的时候,美国还没有亚裔的概念,这样的中国女孩被统一称为“东方”女孩;她们的着装和舞蹈负载了西方的眼睛对亚洲身体的观看与新奇的赞叹。然而伴随着白人脱衣舞表演的兴起,“紫禁城”东方女孩的舞蹈生意一落千丈。半个多世纪后,她的伴侣史蒂芬问及,既然可以学跳风情舞,为什么不能跳脱衣舞,92岁的余金巧不假思索地回答“No”,那样一种下意识的伦理观与对“凝视”的抵抗在这个瘦小的东方身躯里爆发出来。
杨圆圆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余金巧的家人在上世纪30年代参与了米高梅公司拍摄的“中国电影”。1937年米高梅展开大制作完成了赛珍珠小说《大地》改编的同名电影。小说《大地》既获得了普利策奖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饱含着对中国深刻的情感和思考。拍摄之前,美国的制片方抵达中国,进行了为期数月的采风和调研,而后米高梅在加州片场建起了一整个晚清中国的乡村,白人演员保罗·穆尼和路易丝·赖纳扮演了一对勤劳的中国夫妇。影片大受欢迎,鼓舞了当时同样艰难的美国人,并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摄影两个奖项。
丰富的互文,文明的互动
《里斯本丸沉没》中,开场发现里斯本丸和尾声抵达东极岛成为这个关于中国与世界故事的开端与结尾,“抵达”既存在于作品的内部也存在于影像外部。历史上1942年10月2日,里斯本丸遭遇不测,沉没于东极岛附近海域。77年后的2019年夏,方励导演邀请沉船英军的后裔来到东极岛,在沉没地进行了“里斯本丸”的纪念,现场是盟军的后代与东极岛渔民的后代。这既存在于纪录片内部,也是一场银幕外的对话。
同样在2019年,杨圆圆邀请“都板街舞团”前往上海,在“外滩美术馆”进行了一场舞台演出,演出本身既是独立的艺术表演,又是纪录片的叙事内容。
唐人街的舞者在影片的讲述中,反复归乡。余金巧的父亲执着地落叶归根、她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回到父亲的村子、舞团的成员在上海的车上回忆“1988年回广州”、听着“北京欢迎你”,在游船上哼唱“月亮代表我的心”“Row,row your Boat”,在故宫唱起“Chinatown,My Chinatown”。“故乡”是杨圆圆在面对历史和当下、此处与彼处时不断追问的问题。2019年杨圆圆做了一个关于历史与影像的作品——“大连幻境”,以大连近代史为背景,通过摄影、装置、影像与声音多个媒介勾勒了一场以城市为舞台背景的“七幕剧”。如果说2019年她的“大连幻境”系列是在提问“何为故乡”,那么《女人世界》则带着“都板街舞团”回到中国,也给出了故乡“在这里”的答案。
两部影片产生的丰富互文远不止于此。
老年人是两部影片讲述的人物主体。《女人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衰老”,“如果你离去了,知晓你的人也离去了,你就像从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这里是史蒂芬在讨论衰老“这件很糟糕的事”,本质上是在质询“死亡”;但却呼应了“里斯本丸”事件中消失和“沉没”的生命。他们离去了,如果现在没有记录,那么知晓这个事情的人也将离去,当年的惨剧在人类历史上就如同不曾发生一样。历史的死亡才是一件“最糟糕的事”。当“唐人街恰恰”的老年人落地上海的时候,他们的眼神中充满好奇;《里斯本丸沉没》中抵达东极岛的老人们,踏足的是一块陌生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他们“抵达”的是一个东西文明的镜子中映照出的“故乡”。
纪录片的镜头跟随被拍摄对象来到了中国,“里斯本丸”的后代抵达了他们父辈身体的“原乡”,他们安葬于此,安眠于此;唐人街“都板街舞团”在巡演中来到了上海、北京,回到了中国族裔的“母体”。“抵达”中国让中国与世界的故事被讲述,进而经由故事的传播,实现文明互动中的理解与交往。
《里斯本丸沉没》尾声,盟军战俘的后裔带着对父辈的思念与追寻来到中国,踏上东极岛,与唯一在世的营救渔民李阿根握手,伫立在东极岛沉默的海滩,这里驻留着曾经父辈们生还的希望和此刻后辈们对父辈的怀念,纪录片的镜头在这里变得沉默不语,久久凝望平静而汹涌的海域。笔者不禁想起《女人世界》中余金巧在海边突然问道:“这片海连着中国么?”或许里斯本丸上面对生命的最后一刻,年轻人也会问:这片海连接着他们的故乡么?自此,两部关于历史、关于中国与世界的故事,以海洋对陆地的抵达而涌动起更为丰富的历史回响。
《里斯本丸沉没》初衷是发现历史,最终发现了人;《女人世界》初衷是发现人,最终发现了华人在美国的一段历史。经由历史抵达人,经由人抵达历史,两部纪录片都从中国出发,认知世界,让世界“抵达”中国。
(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