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他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当代青年学人生逢其时。以中国和时代为观照，他们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生力军，也是做好“第二个结合”这篇大文章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生力军。本报今刊发四位青年学人从不同切面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思考和体会，以飨读者。
      
       古典审美精神在当代青年文化中的重生
      
       ■冯庆
      
       在“国风”大行其道的今天，汉服少女、长衫少年的亮丽身姿，已经成了互联网上俯拾即是的纷繁光景；博物馆、美术馆和名胜古迹也成了新的“文化圣地”，吸引着无数青春身影；各式“文化创意产品”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为青年人提供着礼尚往来的最佳选择……我们看到，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地位的崛起，人们自觉“仓廪实而知礼节”，希望赓续中华文脉，继承美轮美奂的文化遗产，让它们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活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向世界提供风雅美好的中国形象。
      
       青年文化中的“国风”意趣，毫无疑问体现着新一代人对“古典”的追慕，体现着承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意识。在这里，“古典”不仅体现着一种审美风格或流行氛围，也不仅代表着一种敬重前贤的历史态度，还意味着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即，对中华文明深邃精神内涵和道德品性的自信。“国风”不仅是流行于世的“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的“快哉风”，还应当是“君子之德风”，时刻体现着具备高度、深度、力度的古典审美精神。
      
       然而，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国风”也会或多或少变成一种商品化标签。比如，滥竽充数的浮夸“古风”流行网络歌曲层出不穷，文不达意，内容贫乏，思想单薄，时常误用名家诗词典故，“化神奇为腐朽”。又比如，诸多影视动漫作品的古人角色，往往被赋予过于现代的性情与价值观，说出无视历史实然环境的离奇话语，这看似是在“现代转化”方面进行了探索，实则有意或无意忽视了理解、介绍、重现优秀传统文化的难度。如何在碎片化、部落化、奇观化的当代文化氛围里维系“国风”美学的良好初衷，使之呈现积极正面的引导功能？古典的审美精神是否能够在今天获得良性的“重生”？这是一个值得好古、尚古的文化工作者们悉心思考的严肃问题。在这方面，曾经回应过古典审美精神之现代转型问题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的观点，值得我们再度审视学习。
      
       在晚清之际，面对潮水般涌入华夏的西方现代文化，哲人王国维曾试图在中国传统学问、尤其是宋人的金石古学当中，找寻“古雅”的审美精神，藉此重拾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兴味”：
      
       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宋代之金石学》）
      
       王国维所说的“兴味”，正是一种在严肃的赏鉴与研究工作中不断把握“古雅”的愉悦感。通过让“思古”在“求新”的探索之途中不断获取活力，对传统风尚的反观和重述，也就转而为当下的生活提供了坚实稳健的价值来源。反过来说，要让复古的、述古的文化工作具有真正的鲜活气韵（而非附庸现代流行趣味），就得切切实实进入对古典学术和文艺经典的研读考索状态，努力尝试还原物质精神文明瑰宝的源与流、根与叶、本与末。一旦具备这种“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意念，那么，青年人也就起码进入了古人所说的“诚意”与“正心”境界，在创造性转化的工作方面也就打好了观念基础。
      
       当然，纯然考索求知的趣味，并不见得能够直接转化为多数人在审美体验当中感受到的直接魅力。古典心性的内核需要靠古雅精致的“颜值”来表出。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审美文化往往和日常生活的消费行为密切相关。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部分青年人会追求更加精致的文艺体验和审美空间，同时也在这种体验当中附加一定的象征资本。对于这类青年人，“国风”除了能展现民族的文化自信，还能彰显对高级品位和优质生活的向往。但这也意味着，纯然精致主义乃至于奢侈主义的追求极有可能在这类生活美学里悄然滋生。在《论科学和文艺》里，哲人卢梭就指出，文化阶层享受精致生活的奢侈作风会导致文艺的品质败坏，进而会让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腐化。马克思则延续卢梭的批判意识，对商品拜物教带来的异化问题展开了症候式分析。“拜物”与“腐化”的症结，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消费古典“兴味”的各式“行当”之中，将无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对未来一代人昂扬精神面貌的期待。
      
       反过来说，要让对精致古雅文化的追求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建设呈现出良性的社会效果，就要通过审美价值层面的引导，让消费者摆脱享乐，看到“国风”“古风”等审美文化的现代功能不在于炫示财富、裱糊身份或是迎合流行，而在于以“美”比“德”，以“精”进“纯”，让青年人的心灵秩序获得修缮。正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原道》），美丽的文理源出于天地自然大化之道的氤氲流行，唯有朝向天地的修德修身，方能让素来“不言”的“天地大美”（《庄子·知北游》）形于我们的四体百骸。在新时代，这也就意味着青年人应当开辟审美胸襟，不止步于花前月下、莺莺燕燕的一时之欢，而是“反虚入浑，积健为雄”（《二十四诗品·雄浑》）。
      
       古典审美精神的内核是以文补质，以美正心，其要义在于世代君子毓秀刚健品格的赓续。对于当代青年文化中的“古典”意趣来说，这一层次的追求仍然有待进一步强调。在面向优秀传统遗产的尽心诚意的学习过程中，在超逾流行趣味并“迎入日月万里风”的审美修行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共同心向往之的古典审美精神终将得以重生。正如尼采借司汤达的话所言，真正的“美”的定义不外乎是“对幸福的承诺”，而真正古典的审美精神，最终指向的是下一代人所共同期待的健康、丰富且高尚的美好生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当代新文化建设的三重认同建构
      
       ■瞿骏
      
       建设当代新文化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然于胸，运用自如。从这样的高要求和严标准出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真正进入、融合当代新文化建设或尤需要深入思考和讨论。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当代新文化建设里三个重大认同即地方认同、国家认同和国际认同，如何依托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做新的建构。
      
       从当代新文化建设里的地方认同建构来说，谈论中国问题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基本格局就是先产生于中国的一个个地方，然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交融成一整个中华文化。若返回历史现场，大部分古人其实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出生的那个“地方”，生于斯、长于斯，认同于斯，对“地方”的认同是天然的、直接的，也是深入的。可是，近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交通发达，人们越来越容易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甚至经常可能一去不回，和家乡切断了联系。如此一来，城市与乡村的分裂，沿海与内陆的分裂，读书人与劳动大众的分裂就一再发生，这对文化的地方认同的建构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国古代，大城市虽然政治地位高、经济贸易发达，但文化上未必一定占据强势地位，地方性的文化还有可能影响大城市。但前述分裂产生后，地方的文化不仅对大城市的影响不再，有的甚至连自身的存续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从当代新文化建设的角度，如何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与本乡本土产生有机的联系，进而对中国的广袤大地产生扎实的认同，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课题。每个地方都应该充分挖掘自己的历史文明传统、红色革命传统与对外交流传统，以三种传统的结合构筑起能吸引中国人从都市回归、回流到本乡本土的地方认同。
      
       从当代新文化建设里的国家认同建构来说，现代国家的爱国主义形态始终会面对一种大的紧张，即现代国家的形象和观念是被抽象出来的，因此一方面它是至高无上、不容亵渎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相对缺乏具体性的。于是，一个人如何能够真切地爱国？爱国主义如何能够不空洞？就始终作为问题摆在现代人面前，也是当代新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增强国家形象和国家观念的具体性，有以下三条路径：首先“爱乡即是爱国”，每一个人都应该将爱国的宣传和实践从身边做起，让爱国主义能有着陆点，有皈依处。其次“爱中华文明即是爱国”，爱国的归宿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一个中国人要真正成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艰苦的学习、深刻的感悟，然后体认出中华文明的不朽与伟大，进而在内心发展出强大且真切的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最后“爱党即是爱国”，国的具体性体现在中国人的乡土之根上，体现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之链上，更体现在一个执政党百余年“恰是风华正茂”之上。这样的“风华正茂”来自这个党联结着中国每一个地方的乡土之根，延长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之链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引领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获得自豪感。可以说，中国人民的乡土重建、中华文明的推陈出新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前行让爱国主义有了具体的、现实的内涵，强大持久的国家认同也依此不断生长，坚实永固。
      
       从当代新文化建设的国际认同建构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无比丰富，但在我们今日的新文化建设中，其和国际认同建构的联系却亟需在两方面做调整。一个是要让国际人士真正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丰富与深刻，而不是只停留在包饺子、贴对联、描龙舞狮等日常化的传统文化展示。这就对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需要先熟悉、掌握、吃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内在理路，进而需要思考和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路径，这是一体两面又有所区别的问题。另一个是真正让中国人能够重看世界。当代新文化建设的国际认同建构需要真正理解好和宣传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天下”智慧。“天下”与世界的地理范围相近，但在认同意义上却大有不同，经由“天下”看世界会认识到天下是一家的，这个世界应该能包纳所有的国家和民族，而不是从这个世界中强行地把不发达国家和弱小民族排除出去；也会认识到“夷夏”虽有区隔，但可以“相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里“夷夏”虽有种族的含义，但更多是不同文明的含义，且可以互相转换。由此推及当代，世界上的不同文明当然会有碰撞和冲突，但产生碰撞、冲突之后，不是一个文明必然要消灭另一个文明，这种“相安”的艺术可以在“天下”智慧里去寻找。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City Walk”如何赋能城市文脉新妆容
      
       ■朱军
      
       近年青年人中流行的“City Walk”指的是一种以徒步探索城市的休闲方式，相比于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出游、打卡旅游景点的“特种兵旅游”，它更强调慢节奏、沉浸式的城市漫步。人们用脚步建立起与城市的深度链接，对城市空间、肌理、环境及其历史文脉的更新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底蕴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集中体现了以人民的需求为中心，更好地成就人民的梦想，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新向往的“人民城市”建设理念。
      
       结合网络时代的新特点，保护与发展相结合，并且注重探索年轻世代的审美心理，打造历史文脉的新妆容，是当下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首先不应忽视的是精神高地与城市文脉的联结，挖掘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历史内涵的区域。譬如上海通过提炼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为街区保护注入历史之魂，历史街区的建筑风格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上有早期的红砖墙、外廊建筑，有法国、英国、奥地利等西方地域风格特色的居住建筑，还有装饰艺术风格和当时刚兴起的现代主义风格。因其独特的区位、良好的居住氛围、舒适的居住环境，上海历史街区曾吸引了大批军政官员、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名艺术家迁入，成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和众多上海名人活动居留的场所，因此该街区洋溢着非常独特的人文气息。这个价值应该对海派历史街区的整体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入地历史研究和价值分析，提炼街区历史文化价值，集中展现上海文化的特点与发展脉络，以各种类型的居住类历史建筑为主体，我们可以建构起丰富、完整、可漫步的街区风貌。
      
       西方学者曾以英国约克镇为例，研究了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先导问题。认为应通过街区的艺术装置、历史建筑、庆祝活动、纪念品销售来让游客感知历史街区的遗产价值，从而促进休闲和消费活动。近年来，国内历史街区通过引入艺术创意产业，让一些艺术家进驻创业等模式，获得了不少成功经验。这一开发模式又不完全是创意园区模式，而是追求原生空间格局与环境风貌的还原，通过保留原有居民，从而原汁原味保留街区原有的生活形态。譬如上海安福路、田子坊展现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上海亲切、温暖和嘈杂的一面。迂回穿行在迷宫般的弄堂里，一家家特色小店和艺术作坊在不经意间跳入视线。
      
       城市历史街区中建筑的价值可归纳为八个方面：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城市文脉价值、建筑价值、历史价值和场所感价值。城市文脉成为贯穿经济价值、美学价值、历史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核心价值。增强文化地标与城市文脉的联结，筑造网络时代可阅读、可漫步的建筑与城市，应该做到集不同价值于一身。以“网红书院”——上海徐家汇书院为例，城市空间集合了博物馆、图书馆、旅游咨询中心，也将建筑可阅读联盟等社会组织的内容纳入进来，在图书馆的功能上叠加了更多文化和旅游要素，令图书馆成为一个文旅融合的复合载体、一个历史文脉的“套盒”。在这一“文化套盒”中，书院既是图书馆，也是公园、博物馆、艺术馆、文化馆，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成为市民游客了解地方历史的窗口，乃至跨越东西文化的文脉走廊，凸显城市开放、包容、求真、务实的精神。
      
       城市景观本身是一个庞杂的叙事体系，包含了无数的主题和故事，人们既可以远远地欣赏，也能以触摸和互动的方式进行真实的沉浸式体验。在数字经济的新媒体传播环境中，观众不再满足于被动地倾听，而倾向于直接地发声、行动，甚至富有创意地表演。因此，追求个性化、可得到及时反馈的优质内容以及自主性、参与性的体验方式，正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景观的最主要特征。譬如青岛市南区提出“光影市南”的概念，并在老城区打造了“光影中山路·活力上街里”项目，将数字技术与历史文化遗产结合，被誉为“中国首个城市历史街区元宇宙”。此外，短视频、种草社区等新媒体极大缩小了小城镇和大城市间生活方式上的差距，一种被称为“反向出游”的新理念悄悄兴起，这让偏远的、缺少商业开发的“冷门目的地”也能吸引特定偏好的人群纷纷前来“种草”。譬如东北小城鹤岗成为另类旅游目的地，而螺蛳粉等地域化食品催生了“打卡柳州”的旅游热。
      
       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开发需要更多从文化遗产的高度去要求，更加强调公众的参与性，突出交互性、跨媒介性等新特点，关注历史街区的真实性保护和可持续开发。随着对城市历史街区研究和开发的深人，保护和开发的模式势必将多样化和个性化。此外，中国和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城市历史街区历史和现状不尽相同，在保护和开发的手段方法上不能照搬模仿，这是我们需要努力探索的方向。
      
       “City Walk风潮”提示我们，将城市精神品格融汇文脉，构筑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方式要从多角度去寻求，运用历史、艺术和数字化等多重手段赋能城市文脉，在历史记忆与遗产活化、城市共建与认同归属、共治共享与主体参与等层面，提供多样的美学方案，不断丰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内涵。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在日常生活中涵养和活化城市精神
      
       ■叶祝弟
      
       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考察了古今世界名城后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神圣、安全、繁忙”“如欲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这三个方面的特质，三者缺一不可”。科特金的发现无疑是颇具洞见的，但是对于城市来说，最基本的任务虽然是发展经济，健全制度，最根本的目标却是关心人的存在，促进人的发展。衡量一座城市是否伟大，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促进城市社群的团结，是否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在经历了神圣、权力和商业之后，21世纪需要回到人文之城，以经济的人文化和人文的经济化的双向互动的人文经济创造新的城市发展方式，以正视人的权利、弘扬城市正义、活化城市精神为特点的人文城市作为发展方向，催生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构建新的城市文明。围绕着城市与人的核心命题，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这是中国城市精神和城市建设演绎的最新实践，也是以城市“人文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探索。
      
       什么是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人都能感受到而又习焉不察的一种情感结构，它隐藏在岁月雕琢后的历史文脉中，弥散在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在城市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中。从空间维度看，芒福德敏锐地意识到，城市不是被动的存在，城市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在寻求自身的表达，雕刻属于城市自己独特的话语，城市主体通过在城市中的活动留下自己在城市中的印记，这是一种再造空间的过程，“城市的每一代人都在自己营造的建筑中写下了自己的传记”。在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达之外，如何真正找到自己“表达的空间”？作为普通人的城市主体，通过空间的再造和活化，表达自己作为城市主体的权利。从这个维度上，我们能从近年来一些堪称现象级的事件中窥探到作为城市精神之载体的城市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如人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专业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尊崇，对电影《爱情神话》背后所彰显的男女主体平等意识以及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哲学的认可等。
      
       从时间维度看，城市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漫长的、层累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气质和情感结构，这种精神气质一旦形成，则具有内在结构的稳定性。我们能轻易将这个城市的人和那个城市的人作出区别，正是他们身上所凝结的气质——这种气质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的气质和精神的烙印——构成城市特色，进而成为城市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城市精神隐藏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凝结在城市记忆中。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借马可·波罗之口，虚构了一个纸上城市“宝琪的城市”——迪奥米拉，并以此讲述了一个关于城市的寓言。卡尔维诺笔下的城市让人欲罢不能的地方正是其中的烟火气，不经意的一声感叹让圆顶、塑像和街道镀上了金光，并有了生气和生命。而这样的生气经过了时间的荡涤，穿越了时光的隧道，当若干年后被人们所回忆和讲述时，通体散发出本雅明所说的灵韵。因为这种灵韵，城市充满了伦理意味的幸福记忆。而这样的记忆显然已经消弭了现实和虚构的边界。城市如同海绵，关于城市的记忆都附着在城市空间这块海绵之上，并不断膨胀和累积。城市精神并不能自我彰显，但可以通过记忆和行动得以澄明。它需要以人作为中间物，需要通过城市中的人在“空间度量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的度量中找寻。换句话说，城市精神需要发现者不断寻找和反复辨识，通过参与城市实践，方能与城市产生心心相惜的精神勾连。这也是近年来以武康大楼口述史为代表的老建筑口述史、以建筑可阅读为代表的网红打卡、以City Walk为代表的参与式城市运动日益受到人们追捧的原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上海在人民城市建设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叙事语法，通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空间，活化城市文脉，涵养城市精神。“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而建设一个充满活力、多样性与宜居的现代国际大都市，需要的不仅是对历史文脉的尊重，还需要在开阔的全球视野下返本开新，在中外文明对话中推陈出新，更需要对常识的维护，对公共精神的守护，对专业主义的遵从，以及对法治精神的自觉践行。“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上海城市品格，是上海建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走向未来文明的价值根基。
      
       （作者为《探索与争鸣》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