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丹
      
       近年来，情感学成为国外学界的一个热点。虽然在西方世界，讨论人的情感问题，自古希腊的柏拉图时代已经开启，并引发了后继的哲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的持续参与，但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费弗尔发表他的相关论文，强调了“只要情感史还没有被完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的论断，使得他成为“情感学”确立的标志性人物，并在后续的时间里，有更多专家集中投入研究人的情感复杂因素以及对社会动向乃至历史走向发生的明显影响时，才有了所谓的“情感学转向”之说。
      
       情感学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它涉及情感与身体、与理性的离合关系，涉及一种情感与另一种情感细微区分的可能，或者何以两种截然相反情感在同一个人物身上难分难解，也涉及个人的情感在群体中的感染与蔓延等，而作为情感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人的情感是自然天生的还是后天习俗培养的，换言之，基于生命科学的情感自然说和基于社会人类学的情感建构说，给情感学研究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正是借鉴了这样的研究视野，使得我们面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关于从“礼仪之家”的人物身上延伸出的“大旨谈情”的主题，有了新的思考。
      
       在《红楼梦》中，宝玉、黛玉和宝钗三人的情感关系，常被视为木石姻缘与金玉姻缘的象征性对峙。木石表示质朴，金玉表示富贵。但让人觉得奇怪的是，金锁之于薛宝钗、通灵宝玉之于贾宝玉，是摆在故事主体的明面中，而金与玉的相配，又是被薛宝钗的大丫鬟莺儿在小说中直接提及的。但草木之于林黛玉、顽石之于贾宝玉的关系，却并没有在贾宝玉和林黛玉出生后的人间直接提及，也并不为世人所知晓，毋宁说，这是作为两人的前世传说，发生在一个神秘的世界里。这样，贾宝玉最多也只能在梦中，以自己对木石姻缘的认同，来抗争世人熟悉的金玉姻缘。同样，当我们解释贾宝玉对林黛玉倾情相许时，固然可以从理性角度，来分析林黛玉不说让贾宝玉追求功名富贵的混账话，以说明叛逆者的共同志趣是感情的基础。但他们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有久别重逢的熟悉感，似乎又不是理性所能解释得清楚的，从而让这种近乎神秘的感觉，给男女情感互生爱慕的非理性留出了空间。
      
       小说中有些人物间发生的男女之情，也是理性无法解释的，如彩云对于贾环的专注之情，龄官对于贾蔷的一片痴情。
      
       贾环的顽劣、无恶不作，几乎到了人见人厌的地步，但偏偏丫鬟彩云，对他有很深的感情，愿意为他作奸犯科，去偷王夫人的东西。贾蔷作为纨绔子弟的恶俗，在与贾蓉一起作弄好色的贾瑞时暴露无遗，但他既赢得了心气高傲的龄官的一片痴情，在蔷薇花架下的泥土中反复划一个“蔷”字，同时，贾蔷也把自己的一片真情献给了龄官，尽管他并不能真正理解龄官那渴慕自由的深刻心思。
      
       男女之情在《红楼梦》中虽然占有最大的比重，但没有缺席的亲情、友情，在《红楼梦》中同样有着耐人寻味的呈现。
      
       王熙凤与秦可卿虽是亲戚关系，但感情之深，又非比寻常。当秦可卿不幸夭折时，王熙凤为宁国府协办丧事，其中有一段写早起进宁国府而先到可卿灵前祭拜，极为传神：
      
       凤姐缓缓走入会芳园中登仙阁灵前，一见了棺材，那眼泪恰似断线之珠滚将下来。院中许多小厮垂手伺候烧纸。凤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烧纸。”只听一棒锣鸣，诸乐齐奏。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于是里外男女上下，见凤姐出声，都忙忙接声嚎哭。一时贾珍尤氏遣人来劝，凤姐方才止住。
      
       当凤姐看见棺材，眼泪如断线之珠滚落下来时，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而当她吩咐烧纸，丧乐奏响时，她开始发声哭泣，这可以说依然有真情的宣泄，但也是礼仪的呈现，并以这种外现的礼仪，给了周边人一个暗示，需要有相应的礼仪来配合。于是接下来写一句“里外男女上下，都忙忙接声嚎哭”，注意，“忙忙”还有“接声”，加上重在声音而非泪水的“嚎哭”，似乎也暗示了周边之人的哭，似乎在礼仪的实践中，已经缺少了相应的情感内核。那么，缺乏了情感的礼仪还具有多大巩固人伦的意义？抑或仅仅是彰显了人性之虚伪？由此带给我们思考的是，本来是后天建构的礼仪，不但未能规范情感的泛滥，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反而拖累到情感而使之不自然、变得可疑起来。
      
       与此相对照的是，探春对自己的生身母亲赵姨娘包括舅舅赵国基等并不流露出丝毫的同情，那种基于主子立场而对本质上是奴才身份的人自觉划清界限，完全恪守了礼仪规范的言行，是否也有着对内心自然情感的压抑？而抄检大观园事件发生时，探春又以主子身份保护自己的丫鬟，这里仅仅是考虑了礼仪要求的主奴互相支撑，还是有情感因素在？类似的问题，成了《红楼梦》对主要人物的人伦情感关系的基本思考。这也常常是西方的“情感学转向”中，许多学者会认真探究的问题。
      
       其实，人的恰当言行出于生命的自然还是外在礼仪的建构，或者如何让情感与礼仪两者没有违和感，不但是西方情感学研究者一直思考探究的，也是早期儒家学派创立者所思考的。《礼记·檀弓》中记录下一个生动的事例：
      
       鲁人有朝祥（“祥”指服丧期满）而莫（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即子路）！尔责于人，终无已夫！三年之丧，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超过）月则其善也。”
      
       据史书记载，子路是一个自觉恪守礼仪之人，这种恪守是那么彻底，也许已经跟他内心的情感没有任何违和感，所以他会讥笑一个早晨刚刚服丧期满的人，晚上就急不可耐地去唱歌娱乐了。既然相距时间这么短，那么守制服丧，似乎就成了一种纯然外在的强迫，其内心的悲伤情绪，应该已经荡然，由此不得不让人怀疑其服丧的虚伪性。但孔子对待此事的态度十分微妙，他一方面批评子路对别人的苛责，认为一个人能够坚持服丧三年，已经很不容易。但同时，他又希望人们能够在服丧期满和娱乐活动间，有一个更长的时间间隔，因为只有娱乐的时间延宕，才多少说明了，不但其悲伤的情感是真实的，就是对服丧礼仪的执行，也是真诚的，是丝毫不勉强的。
      
       正是早期儒家倡导的礼仪与情感的二元组合，那种在现实的对峙紧张乃至断裂中依然思考可能的和谐关系，经过文化历史的递相嬗变，成为《红楼梦》小说展开的基本命题，并呈现为丰富多彩的人物谱系，形塑成传统社会晚期的礼仪文化，也是情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