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选择 logo

2023-10-08 第27,741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newspaper
第12版:文汇理论/学人

翁同龢的画史“全神堂”

       ■韩进
      
       一部清朝画史由朝廷品味主导,随着南方新画风的兴起,向朝堂生活开放成为传统文人画保有生命力的主要方式。以翁同龢为中心的画事社会关系中,汇集了廷臣、六部和地方各阶层的官员。这里存在着一个由四王正统、金石新声和民间别调构成的画史“全神堂”。这些绘画资源,呼应廷官们内与外、官与私多方面的诉求,既是个人感遇的隐秘载体,又是人才选拔的情怀画本。
      
       传统画史“全神堂”的建立至少从明代中期就开始了,王世贞、詹景凤、张丑迭有贡献,至董其昌和莫是龙时基本成型。到了清代,董其昌亦位列堂中,俨然主位,江左六家辅两翼。在以大师为坐标的脉络中,风格和门派不仅仅是作为画史存在,更活跃于现世的画纸之上,有学者称之为“风格即画史”,其流风至清末未衰。
      
       翁同龢从光绪初开始在北京主办读画小集,时办时辍,并无定例。在这个活跃着孙家鼐、徐郙等多位廷臣的读画圈子里,四王吴恽六家正统派是最大的偶像。翁同龢自言虽心仪王原祁,却更多地遇见王翚的杰作,其中,长达十五米的《长江万里图》是他最为看重的收藏品之一,在翁氏读画会上亮相的次数也最多。恽寿平在六家中原本排名靠后,但他擅用湿笔,实有非四王可及的一种萧散风神。到清后期拥趸渐多,“闻南中极重恽画,几以有无为清浊矣”,画价也高到令翁同龢咋舌。
      
       以“南北宗”论为画史作结语的董其昌亦使翁同龢倾心。他生前已享盛名,身后更因朝廷的推崇而成为笼罩一代的宗师。在董其昌之前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吴门派,沈文唐仇面貌各异,功底扎实,兼具文人趣味和装饰审美,魅力经久不衰,翁同龢这里仍有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
      
       再往下的金农和石涛向来被目为民间别调。罗聘到京城活动,得到翁方纲、钱载等一干主流官员的认同,他和老师金农得以入祠画史。石涛为进入朝廷画史主流所做的努力亦未为无功。有了清皇家和廷臣颁发的准入证,“别调”方有成立的可能。
      
       元四家阵营也完整在列,翁同龢心中的喜好程度大致依次是倪瓒、王蒙、黄公望和吴镇。倪瓒在明朝中后期的徽州地区颇为流行,见录于其名下的画作数量相当可观。新安画派的查士标,与董其昌、王翚同列“画中九友”。他以本家笔墨仿倪瓒山水,多一份温润,亦不失干净、蕴藉,有恽、王之外又一画宗的说法。他名下的画作比较杂,面貌也多。
      
       与王翚一同绘制《南巡图》的杨晋,词臣蒋廷锡、钱沣,都成名于清代诸帝的造星体制之下,与朝廷品味密切相关。戴熙和汤贻汾以身殉国,画以人重,是时人眼中最后的文人画大师。金石家黄易的画被看作是方兴未艾的访碑热潮的记录。以上都可算作时代新偶像一系。
      
       陈洪绶的人物,陈淳的花卉,个性鲜明,在各自的领域内臻于极致。其余如杨昇、董源、米友仁、刘松年,不论南北,都早经纳入画史大师的坐标系之内,又有仿古派频繁在纸上唤出他们的名号来,有幸得见,自是入得“全神堂”。
      
       这个“全神堂”名录在京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进入孙毓汶、徐用仪等人待购考察范围内的画家画作亦基本不出这个范围(《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孙毓汶档》)。考虑到这个时期南方海上画派的发展势头,我们可能会仅仅把它看作是北方保守鉴赏家的阅画录。事实上,翁同龢路过上海,海派代表张熊仅得以古董商人的形象出现,贩卖的亦是正统的沈周、文徵明、王翚,海派艺术并没有从他们的这一次接触中争取到什么生存空间。康有为公车上书受阻,曾在北京的清玩场里流连过一阵子。他讲到地方上的情形,仍是“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万木草堂藏画目》)。常熟、苏州情形类似。只要这个“全神堂”依然存在,传统文人画生长的土壤就在。文人画的生命力更在于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新旧画派的更迭,不是艺术家和艺术风格的胜利,而是社会生活方式重组的结果。这是中国画史的特殊性。
      
       在翁氏读画会中,每次参会的人数没有超过十人的,讲究私密性,照顾各方关系和艺术品味。翁同龢之外,这个关系网里权重最大者当数徐郙,其次是孙家鼐。徐郙值南斋,文艺优长,是慈禧御笔书画指定的题词者之一。孙家鼐凝厚而开展,与翁同龢在授读皇帝的过程中配合默契,私交甚笃。这三人组成一个相对固定的“铁三角”,在光绪十三年到十六年之间活动最为频繁。
      
       曾纪泽调补户部侍郎后,亦加入“铁三角”聚会中。他熟悉洋务,翁同龢对其西洋风格的家居陈设、看洋画、说洋文等事印象深刻。紫光阁铁路在建,曾纪泽与海事署醇阺、李鸿章立场一致,想借河工为新的突破口,向翁同龢抛出借外国修建铁路以解决河患筹款难题的方案。翁同龢当场未置可否,但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早有暗流积聚涌动,只等一个发泄的关口。光绪大婚前太和门失火,遂被视为天降灾警,廷臣借机纷纷联衔上奏请停津通铁路。
      
       经甲午至庚子,中兴节奏被迫中断,这一代京官的画事关系网络迅疾消解。张之万年事已高,战时换将,离开中枢。主和的李鸿藻和徐用仪先后被边缘化。历史的齿轮既已启动,其碾压方向就非人力所可控制。张荫桓、孙家鼐和廖寿恒,或被动出局,或消极引退。庚子五大臣中的三位徐用仪、立山、袁昶也都曾是翁同龢画事网络上活跃的节点,文人画的末世宴席草草收场。
      
       翁同龢画笔下致敬的大师名单,似较他的鉴赏选择活泼一些。他的临摹并无一定计划,随见随摹,多凭兴趣。个人一时的感怀,家庭生活的波澜,官场上的难题,偶与画合,更能催动彩笔。四十九岁时临倪元璐同岁所作山水,寥寥数笔,勾出荒寒之境。翁同龢当时尚未从翁同爵和嗣子曾翰去世的打击中走出来。书房授读,情势复杂,让他进退两难。画后为倪元璐而兴的感慨,不过是翁同龢“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一篇自喻:“逐客偏蒙诏语温,论兵筹饷已无门。萧廖落笔云林画,中有忧时血泪痕。”翁同龢一直寄望于得人而治,李慈铭、袁昶、沈曾植等读画会中人,才学优长,都称一时之选。光绪十七年作《风鸢图》,他正为广东监生录科一事多方奔走。画说是仿徐渭,六七童子归学后于村墟空地上高放纸鸢,衣纹爽利,情态逼真。题诗却写:“读书岂不好,为恁放风筝。线断犹能续,书生到底生。”大概是画好自忖活泼太过,本身管理国子监事务,负师儒之责,又想到为士子们争取录科名额的苦心,遂添上这首杀风景的劝学诗。
      
       戴罪山居,翁同龢数次展观《长江万里图》,虫噬蚊咬的湿热夏季,便恍有清风吹拂。清风何来?初任户部尚书的第一个月,他请松寿、江莱生、徵厚、程志和等八位工部司官来家里讨论布置查河工作。公事之余,他们有幸共赏这件《长江万里图》。当十五米的长卷徐徐展开,他们的目光随着长江河道从苏州到南京,到九江、南昌,途中看江山多娇,船过险滩,回思刚刚讨论的查河之事,平添一种情怀。
      
       翁同龢还喜欢给地方大员看《长江万里图》。吴大澂赴任河南之前,邵友濂授职台湾巡抚之际,都曾受邀参加《长江万里图》读画会。这件长卷此时大约可以作为翁同龢的爱国教育画本来看。如果说王原祁《即事》诗意图于翁同龢而言,是皇家眷遇、个人荣宠,《长江万里图》则是家国民生,是这位户部大臣所关心的河工筹款、稻谷收成和钱制改革。读清代京官画史,应作如是观。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