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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0 第27,702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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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版:文艺评论

当代青年写作:从细节和碎片出发,与历史对话

       刘阳扬
      
       青年写作一直是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何为“青年”,如何定义“青年作家”,似乎也有着不同的选取标准。不过,正如“现代”概念一样,“青年”也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词汇,“青年”的定义也会随时代的发展产生变化。因而,与其讨论“青年”所限定的年龄范围,不如从写作趣味和精神指向上观察当下的青年写作。
      
       “青年”一词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一直被赋予超越年龄的更多意义。“百年中国青年的100个关键词”中,“五四精神”“觉醒”“追求真理”“理想信念”等词汇占据了前排位置。然而,来到当下青年文学的创作现场时,整体性的阅读体验却与这些词汇甚少重合。迷茫、忧郁、焦虑成为小说弥散的共同情绪,写作者们不约而同地不再选择“走出去”,而是选择“回退”“蛰居”,在一座城市、一个街区甚至一间房间挖掘生活的点滴。这种细节化、碎片化以及不断“向内转”的趋势也被评论界所关注。在近期大大小小的关于青年写作的研讨会上,这一问题被反复提及,而对历史、经验和“宏大”的疏离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青年写作的共性。
      
       不过,关注“局部”,关注城市生活的微小细节,关注各自的具体问题和细密的情感网络,这种看似“缩圈”的书写方式,或许正是青年作家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时代做出回应。
      
       城市角落与“小人物”的困境
      
       王占黑的小说集《街道江湖》和《空响炮》集中关注上海邻里街坊的生活,她把目光聚焦在老人、下岗工人、理发师和小商贩群体,以邻居、熟人所组成的社区为切入点,在呈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的同时,凸显出老社区里的烟火气和“英雄气”。表面看来,王占黑的目光很少超越这个熟悉的老旧社区,她所反复书写的人物,如小花旦、美芬、阿德、李清水等,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们无法逃离时代的裹挟,被迫承受着变革的代价。但是,他们并非不关心历史,而是已经将历史内化为生活和情感的一部分。在《去大润发》中有两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建筑,大润发与宝塔。宝塔是存在于个人世界的私人记忆影像,以飞鸟投塔的意象关联着空袭的集体记忆,而随之而来的惊惧和恐怖的情绪,也将毁坏现代人自我保护的外壳。而大润发则贯穿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动荡的生活中犹如地标,以温情的姿态让“我”得到慰藉。王占黑所塑造的人物网络,似乎落后于城市文明的发展步伐。在高速发达的现代文明背后,这类落后的老旧街区并不会被认为是城市的代表,但其所承载的一代人的记忆却不会被轻易抹去。这些老社区的居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也能从“局部”生出普遍性。他们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正是他们,这些具备英雄气概的普通人,支撑起城市发展的摩天大楼。
      
       朱婧的小说集《譬若檐滴》和《猫选中的人》同样关注日常生活细小的、不为人所知的小事。她曾经以“希望那微弱的声响在此时能被听见”来阐述自己的小说创作观念。因而,在处理具体题材的时候,朱婧所采取的策略是不断向下和向内,从社会的基本单元入手,以绵密的语言和繁复的意象指向暧昧而模糊的多重可能。《圣女的救济》《殷公子的爱情》和《那只狗它要去安徽》等小说,将女性的成长与爱情两条线索相联系,不断探索着女性如何在生活的压力下积蓄起抵御世界的坚韧力量。在《猫选中的人》中,城市人的最佳伴侣“猫”成为主角,以他者的视角重审人类生活的真实。小说在时间向度上依然朝着童年的成长经验不断挖掘,将几代人的情感娓娓道来,以一种冥冥之中的命定之感给了“我”“被选中”的笃定,也让“我”在亲情中寻到不断前行的力量。朱婧对城市生活的侧面的呈现,一方面构造起市民生活的多重的审美风貌,另一方面也将宏大的现实不断内化,走向一种博大的、人性的共性。
      
       从乡村出发:逃离或回望
      
       当然,青年作家们的笔触并非不触及乡村。他们从自身出发,寻找着触碰乡村的合适角度。
      
       魏思孝长期以乡村青年为书写对象,展现他们的空虚和迷茫。在《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中,魏思孝塑造了一群被现实生活围困的焦虑青年。他们无所事事,在乡村的剧烈变革中难以寻得自己的位置。近作《诗人》则为文人群体画像,书写处于城乡边缘的青年进城后的痛楚与苦闷,再次阐释“诗人之死”的文学主题。不过,小说中出现的“我潜藏已久,现在要浮出水面”描述,似乎暗示了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在长篇小说《王能好》中,魏思孝已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乡村图景,他以摄像机的视角,对乡村风俗民情进行多角度地挖掘,在人物塑造和风景呈现上都指向了一种更大的可能。
      
       郑在欢也偏爱以乡村为写作的出发点。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和《团圆总在离散前》三部小说集中,乡村少年、打工青年成为他重点表现的对象。郑在欢以驻马店为基点,一方面表现着荒野坟地的乡村轶事,一方面也在思考着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
      
       科幻与现实的交织
      
       以科幻、奇幻的方式为小说注入未来感,是青年作家们触及现实的又一尝试。
      
       王威廉的小说《潜居》从题目来看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态。小说加入诸多科幻元素,将故事背景拉至科技高速发达的“后人类”时代。当硅胶机器人成为情感的寄托,人们该如何面对“原子”般的生存空间,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显然,许多人并不满意这种“潜居”状态,他们通过销售旧手机、收听老歌和保留过去的房间寻求自己与“世界”间的联系。这些举动在充斥着比特币、粉丝、大V的“后现代”世界显得格格不入。小说中的敬亭终于启动“琥珀计划”,潜回水底被淹没的故乡,而“我”的目光也终于从硅胶机器人转向了那个阅读《红字》的人类女孩。而在《野未来》中,王威廉则呈现出另一种蓬勃生长的生命力。小说中的赵栋,尽管只是一名保安,但却对城市和科技文明心怀向往。他选择颇具科技含量的机场作为自己的工作地,想象着“时空隧道”建成的可能,在工作之余还研究量子物理学,展现出青年自我成长的坚持。赵栋的房间位处城中村的最深处,但他却从逼仄的“局部”出发,到达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赵栋实践了影像化时代的比喻,将房间铺满连接网络的屏幕,仿佛深不可测的“黑镜”,又像是五彩斑斓的未来,指向更多的可能性。
      
       周于旸的《马孔多在下雨》《鹦鹉螺纹》《子宫移民》《比天之愿》等小说,同样借助科幻形式打开了未来的多重可能。他在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迷宫、秋千和永动机等奇异的意象,并层层深入,在呈现现代人复杂内心的同时,也打开了一道通往宇宙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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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杂志曾经发起“文学无界”系列活动,希望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以文学达成自我的丰富和拓展。在现代社会,青年的生存状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确定、流动和变化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急于寻求一种确定性和认同感,因而以一个个标签和“斜杠”强化自己的特点和“圈子”。这一行为一方面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另一方面也是青年们个性化地参与现实和历史的尝试。
      
       帕慕克认为,小说家应该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在他看来,小说的诀窍就在“能够在说自己的时候仿佛在说另一个人”。当下的青年写作,也在探索着从个人向他人、从局部向整体乃至“无界”的实现路径。相信青年作家们从个体和“局部”、从细节和碎片出发之后,能够找到与历史对话的个性姿态,在人工智能和ChatGPT的包围下,以文学的想象力寻求突围的可能。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