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扬
      
       青年写作一直是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何为“青年”，如何定义“青年作家”，似乎也有着不同的选取标准。不过，正如“现代”概念一样，“青年”也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词汇，“青年”的定义也会随时代的发展产生变化。因而，与其讨论“青年”所限定的年龄范围，不如从写作趣味和精神指向上观察当下的青年写作。
      
       “青年”一词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一直被赋予超越年龄的更多意义。“百年中国青年的100个关键词”中，“五四精神”“觉醒”“追求真理”“理想信念”等词汇占据了前排位置。然而，来到当下青年文学的创作现场时，整体性的阅读体验却与这些词汇甚少重合。迷茫、忧郁、焦虑成为小说弥散的共同情绪，写作者们不约而同地不再选择“走出去”，而是选择“回退”“蛰居”，在一座城市、一个街区甚至一间房间挖掘生活的点滴。这种细节化、碎片化以及不断“向内转”的趋势也被评论界所关注。在近期大大小小的关于青年写作的研讨会上，这一问题被反复提及，而对历史、经验和“宏大”的疏离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青年写作的共性。
      
       不过，关注“局部”，关注城市生活的微小细节，关注各自的具体问题和细密的情感网络，这种看似“缩圈”的书写方式，或许正是青年作家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时代做出回应。
      
       城市角落与“小人物”的困境
      
       王占黑的小说集《街道江湖》和《空响炮》集中关注上海邻里街坊的生活，她把目光聚焦在老人、下岗工人、理发师和小商贩群体，以邻居、熟人所组成的社区为切入点，在呈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的同时，凸显出老社区里的烟火气和“英雄气”。表面看来，王占黑的目光很少超越这个熟悉的老旧社区，她所反复书写的人物，如小花旦、美芬、阿德、李清水等，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们无法逃离时代的裹挟，被迫承受着变革的代价。但是，他们并非不关心历史，而是已经将历史内化为生活和情感的一部分。在《去大润发》中有两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建筑，大润发与宝塔。宝塔是存在于个人世界的私人记忆影像，以飞鸟投塔的意象关联着空袭的集体记忆，而随之而来的惊惧和恐怖的情绪，也将毁坏现代人自我保护的外壳。而大润发则贯穿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动荡的生活中犹如地标，以温情的姿态让“我”得到慰藉。王占黑所塑造的人物网络，似乎落后于城市文明的发展步伐。在高速发达的现代文明背后，这类落后的老旧街区并不会被认为是城市的代表，但其所承载的一代人的记忆却不会被轻易抹去。这些老社区的居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也能从“局部”生出普遍性。他们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正是他们，这些具备英雄气概的普通人，支撑起城市发展的摩天大楼。
      
       朱婧的小说集《譬若檐滴》和《猫选中的人》同样关注日常生活细小的、不为人所知的小事。她曾经以“希望那微弱的声响在此时能被听见”来阐述自己的小说创作观念。因而，在处理具体题材的时候，朱婧所采取的策略是不断向下和向内，从社会的基本单元入手，以绵密的语言和繁复的意象指向暧昧而模糊的多重可能。《圣女的救济》《殷公子的爱情》和《那只狗它要去安徽》等小说，将女性的成长与爱情两条线索相联系，不断探索着女性如何在生活的压力下积蓄起抵御世界的坚韧力量。在《猫选中的人》中，城市人的最佳伴侣“猫”成为主角，以他者的视角重审人类生活的真实。小说在时间向度上依然朝着童年的成长经验不断挖掘，将几代人的情感娓娓道来，以一种冥冥之中的命定之感给了“我”“被选中”的笃定，也让“我”在亲情中寻到不断前行的力量。朱婧对城市生活的侧面的呈现，一方面构造起市民生活的多重的审美风貌，另一方面也将宏大的现实不断内化，走向一种博大的、人性的共性。
      
       从乡村出发：逃离或回望
      
       当然，青年作家们的笔触并非不触及乡村。他们从自身出发，寻找着触碰乡村的合适角度。
      
       魏思孝长期以乡村青年为书写对象，展现他们的空虚和迷茫。在《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中，魏思孝塑造了一群被现实生活围困的焦虑青年。他们无所事事，在乡村的剧烈变革中难以寻得自己的位置。近作《诗人》则为文人群体画像，书写处于城乡边缘的青年进城后的痛楚与苦闷，再次阐释“诗人之死”的文学主题。不过，小说中出现的“我潜藏已久，现在要浮出水面”描述，似乎暗示了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在长篇小说《王能好》中，魏思孝已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乡村图景，他以摄像机的视角，对乡村风俗民情进行多角度地挖掘，在人物塑造和风景呈现上都指向了一种更大的可能。
      
       郑在欢也偏爱以乡村为写作的出发点。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和《团圆总在离散前》三部小说集中，乡村少年、打工青年成为他重点表现的对象。郑在欢以驻马店为基点，一方面表现着荒野坟地的乡村轶事，一方面也在思考着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
      
       科幻与现实的交织
      
       以科幻、奇幻的方式为小说注入未来感，是青年作家们触及现实的又一尝试。
      
       王威廉的小说《潜居》从题目来看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态。小说加入诸多科幻元素，将故事背景拉至科技高速发达的“后人类”时代。当硅胶机器人成为情感的寄托，人们该如何面对“原子”般的生存空间，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显然，许多人并不满意这种“潜居”状态，他们通过销售旧手机、收听老歌和保留过去的房间寻求自己与“世界”间的联系。这些举动在充斥着比特币、粉丝、大V的“后现代”世界显得格格不入。小说中的敬亭终于启动“琥珀计划”，潜回水底被淹没的故乡，而“我”的目光也终于从硅胶机器人转向了那个阅读《红字》的人类女孩。而在《野未来》中，王威廉则呈现出另一种蓬勃生长的生命力。小说中的赵栋，尽管只是一名保安，但却对城市和科技文明心怀向往。他选择颇具科技含量的机场作为自己的工作地，想象着“时空隧道”建成的可能，在工作之余还研究量子物理学，展现出青年自我成长的坚持。赵栋的房间位处城中村的最深处，但他却从逼仄的“局部”出发，到达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赵栋实践了影像化时代的比喻，将房间铺满连接网络的屏幕，仿佛深不可测的“黑镜”，又像是五彩斑斓的未来，指向更多的可能性。
      
       周于旸的《马孔多在下雨》《鹦鹉螺纹》《子宫移民》《比天之愿》等小说，同样借助科幻形式打开了未来的多重可能。他在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迷宫、秋千和永动机等奇异的意象，并层层深入，在呈现现代人复杂内心的同时，也打开了一道通往宇宙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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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杂志曾经发起“文学无界”系列活动，希望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以文学达成自我的丰富和拓展。在现代社会，青年的生存状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确定、流动和变化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急于寻求一种确定性和认同感，因而以一个个标签和“斜杠”强化自己的特点和“圈子”。这一行为一方面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另一方面也是青年们个性化地参与现实和历史的尝试。
      
       帕慕克认为，小说家应该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在他看来，小说的诀窍就在“能够在说自己的时候仿佛在说另一个人”。当下的青年写作，也在探索着从个人向他人、从局部向整体乃至“无界”的实现路径。相信青年作家们从个体和“局部”、从细节和碎片出发之后，能够找到与历史对话的个性姿态，在人工智能和ChatGPT的包围下，以文学的想象力寻求突围的可能。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