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和肯尼亚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蒙内(蒙巴萨-内罗毕)铁路 新华社图
■主持人:陈 瑜 本报记者
■嘉 宾: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任 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刘 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观点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特别是以平等、互利、合作基础对国际关系的塑造与重构,不仅使得百年变局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治理,有了新的符合人类发展本质诉求的理论与现实模板,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合作,也为破除现代化西方模式和单一路径后的未来国际关系提供了全球化时代拓展空间。
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谋求共同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政治上则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从实际出发,要求对各自的发展需要及能力、潜力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要努力对接各自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进。
全球治理长期面临着个别国家为牟取私利打压他国,实施脱钩断链、极限施压、小院高墙等怪现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消灭治理赤字,推动建立更加公正、民主的全球治理秩序中付出努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不断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在日前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站在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高度,郑重宣布了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的务实举措。
和合共生、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美好追求。这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助推国际关系民主化?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如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正能量?本报约请三位专家从“金砖+”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主持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和合共生、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美好追求。”驶向现代化的彼岸,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有怎样的世界意义?
刘英: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自立自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现代化,绝不同于西方国家靠掠夺、殖民、剥削、制裁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世界特征。从历史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其蕴含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等,都是对既有世界现代化理念的伟大创新。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性的本质特征,才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反观西方式现代化带来了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社会治理扭曲等怪现象。在世界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和平、谋求实现共同发展,为国际社会的许多国家提供更多现代化道路。
余南平: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地助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究竟以何种形式构建国际关系,或者说合理正常的国际关系应该如何构建?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探讨的问题。从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的传统上看,体系是西方理论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出发点,而在体系之中结构与层次又是关键的核心。这意味着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认知和构建中,西方一直是将民族国家单元按高中低层次、中心-边缘模式进行“西方逻辑”排序。不仅突出了西方中心化和中心主义色彩,同时其以领导型国家模式进行的构建更是强化和维护了某些西方国家的霸权。西方这种老殖民主义和新“无边疆殖民主义”的思维使得国际关系民主化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进而也难以实现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特别是,这种畸形的国际关系形态塑造长期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包括剥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开放社会中的“国家发展权”和人民福祉增加。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特别是以平等、互利、合作基础对国际关系的塑造与重构,不仅使得百年变局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治理,有了新的符合人类发展本质诉求的理论与现实模板,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的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合作,也为破除现代化西方模式和单一路径后的未来国际关系提供了全球化时代拓展空间。在这个新空间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和平发展稳定力量出现,使得层次化和结构性锁定的国际关系被打破,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平等的机会在国际社会以网络单元主体和互通节点进行互利合作、平等相处,进而为提升全球共同福祉而产生新的发展要素组合。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不是中国的单一诉求与主张,其是当今国际社会正义、平等、公平发展的共识,也是人类社会未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归宿。
任晓:中国式现代化有内外两方面,对内是走改革和发展之路,对外是走和平发展之路,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现代化建设上,次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自2010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二。历史已经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成功之路,也是必由之路。
应该看到,各国的现代化既有共同之处,也一定会有各自的特点,对这两方面我们都应加以体认。各国的现代化一般都会经过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过程,时间有早晚先后,程度或有所不同。随着这一发展过程而来的,会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如老龄化社会的出现,生育率的下降。大城市病也很普遍。与此同时,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现代化也会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应该交流各自的发展经验并相互借鉴。
主持人: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从“金砖五”到“金砖+”,金砖扩容再次印证“大道不孤,众行致远”的道理,各种“褪色论”“崩溃论”不攻自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变革中扮演着怎样日益重要的角色?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任晓:金砖机制的成长,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增长。金砖五国代表了若干发展中大国。在这一机制产生之前,曾经有过八国集团与主要发展中大国的对话机制,即8+5,这是世界经济力量配置的变化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这些新机制的产生,常常是危机驱动的。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由20国机制应运而生。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国机制从央行行长和财长层次提升到了领导人层次(G20),其中发展中国家具有了更大的代表性,除中、印、巴西等国之外,还有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墨西哥等多国。这几种国际性机制的出现,都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力量配置的变化,表明没有发展中大国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无从谈起。这些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共同作用于全球治理。但其影响一定是渐进的。对此世人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
近些年来,我从事了中国对外援助(或发展援助)问题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西方的援助模式是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整齐划一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居高临下,要求受援国必须符合统一规整的条件(尤其是政治条件)才能获得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之路则是合作式的,是以谋求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在方式上更为平等,总的来说是有效、富有成果的。在此同时,中国也始终与经合组织及其发展援助委员会保持对话沟通,这一渠道是畅通的。
余南平:“金砖国家”概念产生源自于西方非主流国家共同成长的一个经济现象提炼。而在金砖国家的共同利益和诉求下,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新型的国际组织以峰会、领导人会晤、新国际金融机构构建等互动形式,始终在磨合与共识中不断凝合聚力、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全球发展的不长历史过程中,其自身经济结构也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下不断地调整与适应。目前,金砖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中国已经摆脱初级制成品“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开始追求新的高质量发展,包括通过深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带动共同发展。其他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也克服了不利因素,如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巴西的对外债务压力、南非的基础设施薄弱与电力短缺、印度的经济结构转型等差异化影响,金砖国家实现了困难和不利环境下的稳定增长,因此,西方舆论对金砖国家施与的“褪色论”与“崩溃论”预言不仅没有成为现实,同时更是被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现实和聚合力强化所证伪。
目前,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25%,贸易总额约占世界的18%,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金砖和金砖+国家的出现对于全球经济基础和生产网络的结构性重构,使得金砖国家作为新型国际组织自身构建的国际政治力量加强,金砖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型建设性力量,不仅打破了全球治理中西方“中心论”和“主导论”,同时,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也给国际社会创新了共同发展新模式。在这个新模式下,全球治理新规则构建、新合作模式的出现,既反映在全球经济、金融、发展援助模式变化上,同时,更是深刻地反映在反向影响全球治理新理念和新规则确立中,进而推动全球治理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刘英: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首先,为全球治理注入新动力。金砖国家不仅推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而且不断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代表性和发言权。不仅如此,金砖国家还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加强绿色发展、本币国际化,加强风险防控。本届峰会金砖国家还在共同货币方面加强合作。在人工智能时代加强合作,讨论相关规则、标准。其次,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理念。全球治理长期面临着个别国家为牟取私利打压他国,实施脱钩断链、极限施压、小院高墙等怪现象。金砖国家则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成为全球治理新理念的倡导者,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势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消灭治理赤字,推动建立更加公正、民主的全球治理秩序中付出努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不断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最后,拓展全球治理新平台。以金砖国家机制为代表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提供新平台、扩充新成员、对话新理念,为完善既有全球治理机制提供有力支撑,也成为了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依托。
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首先,继续推动金砖机制扩员。针对性建立更多国际合作机制,提供更多优秀的国际公共产品。积极参与联合国等既有国际机制的发展和改革,为发展中国家在既有全球治理当中提供更合理、更民主化的平台。其次,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可探索建立各领域的命运共同体,如网络空间共同体、健康共同体、数据共同体等,在国际规则制定和改革方面走出属于自身的道路。最后,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推动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民主赤字治理等问题的解决打下基础。
主持人: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正确义利观”十周年。作为金砖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秉承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与各方共同做大“经济蛋糕”,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当前,在各种“脱钩断链”和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如何继续发挥好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
余南平:作为金砖国家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努力推动自身、金砖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共同增长。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报告,不仅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8%,同时,还运用了“极大不确定性”、“迷雾重重”、“危险”等负面性措辞对全球经济前景进行描述。而正是全球诸多不确定性中,今年5月IMF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依然进一步调升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并指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24.9%。因此,中国不仅继续成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引擎,同时也为金砖国家和金砖+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进而为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为强烈的正溢出效应。
必须认识到,当下世界正处于产业格局重塑与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相互交织阶段。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形成的对立性质的经济集团形成与出现,将加剧地缘经济的碎片化风险,分裂世界贸易体系,给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巨大损失。从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根源上来说,美国的自我保护和单边主义政策外溢效应明显,不仅造成自身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不稳定,同时,美国还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脱钩”与“再挂钩”,将区域经贸科技体制政治化,对未来全球贸易投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带来严重冲击。而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器和全球制成品生产“锚定地”,不仅需要通过自身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增添新发展动力,同时更要与金砖国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全球福祉做出更多的新贡献。
刘英: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应从三方面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实现世界经济稳定增长:首先,坚持发展优先,与各国共同实现全球发展倡议。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质量。其次,与世界各国构建更多元、更高标准的双多边经贸协定。包括但不限于加入CPTPP、DEPA等。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金砖国家机制,稳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吸引更多国家加入“一带一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更多国家走出发展困境,实现现代化。最后,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针对性打击长臂管辖等非法行径,实现国际经济大环境的绿色化、合理化。
任晓: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建设都要从实际出发。要认准目标,坚持不懈地谋求改革发展。要不断地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向不动摇。同样道理,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谋求共同发展,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政治上则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从实际出发,要求对各自的发展需要及能力、潜力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要努力对接各自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进。我们一定要有过程观,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甚至是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风险挑战要估计得充分一些,立足长远,稳扎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