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芯屿
      
       有河流的地方，就有鱼。五代李珣有词云：“水为乡，蓬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也许是“鱼羹稻饭”需要陶瓷盆、罐、碗、盘，因而，陶瓷与鱼纹有了密切的关联。窑工以彩绘，刻画、贴塑、模印等手法，在陶瓷器上再现了多彩多姿的鱼纹，描绘出了鱼自由、灵动的美感。就这样，鱼和陶瓷器形成了一种悠远而绵长的文化意韵。鱼的谐音也被演绎出鱼跃龙门、年年有余、富贵有余、吉庆有余等丰富吉祥的寓意。人们不仅能在观赏、垂钓、烹饪的过程中，享受鱼所带来的乐趣和美味，还能从古陶瓷上，品味鱼所带来的感悟和情趣。
      
       朴拙妙曼：史前陶器上的鱼纹
      
       纹饰，不仅是一种装饰。就像远古人所绘画的原始纹饰，很可能是一个原始部落的标记或者族徽。我国最早的鱼纹饰，出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文化（约公元前5000—3000年）遗址，主要分布于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地区。（注：考古界一般把一种远古文化类型的遗址，以发现地名命名。仰韶文化，就是因为在河南省一个叫仰韶村的地方发现而命名。）在仰韶文化类型的陶器上，人们发现了各种纹饰，鱼纹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其中，有以红底黑彩、采用几何形、写意抽象的艺术表现方式，在陶盆内、外壁绘画鱼纹。比如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距今约6000—6700年）的一件人面鱼纹盆，器身施赭褐红陶衣，盆内壁以黑彩绘人面鱼纹。鱼纹呈长三角形，头部短，尾长。周围的鱼纹呈对称分布，是人形太阳和鱼的合体，此种表现形式有象征部落族群的图腾符号意味。仰韶文化表现的鱼纹类型比较丰富，还有鱼首人身，鸟鱼、鲵鱼纹等。且看河南省临汝县出土的一件阎村类型的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约公元前4500年）的红陶缸，缸体腹部以黑色线描一只立着的白鹳，喙衔一条鱼，内填白彩。白鹳、鱼、石斧构筑一幅具象的画面，质朴，生动，有趣，富有意味地描述了当时人群与自然之间生动的生活情形。其它如马家窑文化也有人面鱼纹。长江流域地区的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遗址出土的一件黑陶盆上刻画的鱼藻纹，纹饰线条稚拙，不像北方民族彩绘纹样的舒缓、浪漫而富有感染力。浙北余杭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的黑陶上表现的鱼纹更加独特，它以细线条刻画出的是清晰完整的鱼骨纹。这样的刻画方式是想表述什么？不刻画完美的一条鱼，而是刻画带刺的一条鱼骨，是想说鱼的美味，有鱼刺给人带来的伤害？又或是该罐曾经养鱼，死去后显现完整的鱼身骨？我们不得而知。还有一件出土于上海青浦福泉山高台良渚文化中期（公元前2600年）墓葬的一件泥质灰陶盆，四鋬和环形底刻有连续鱼纹，底中心刻画水波纹，仿佛整个盆被鱼和水环绕着，富有灵动之美。
      
       鱼跃龙门：汉晋唐宋的鱼纹
      
       如前所述，远古陶器上的鱼纹有图腾和符号的意义。一种装饰纹样，常常会在不同质地的器物之间相互影响。比如远古陶器上出现了鱼纹，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的先秦时期随着青铜文明的崛起，陶器相对弱化，青铜器成为文明的主题。此时，陶器中的图腾和符号意义随之改变，或者消失。陶器上的鱼纹转向青铜器，成为祥瑞、富裕的意向，也是族群中显赫阶层的象征。而作为瓦器的陶瓷器还没有完全形成特色，纹饰方面主要以长江下游地区越族人的拍印几何图形，作为鲜明的文化特征。这个时期的鱼纹，在青铜器上表现较为生动。陕西宝鸡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铜鱼形尊，鱼身体型肥硕。鱼腹向下，侧面各有两人作背负状站立，起到支撑平衡的作用。同心圆眼，鱼喙平，半开。通体阴线鱼鳞纹，层层相叠。方形盖，盖顶面以立鱼鳍带环作盖钮，盖面饰双鱼纹。这是一件盛酒器。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改建时，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嵌错青铜壶。从图片上看该壶自上而下分好几层，上面刻画了200余人，有人在水中游泳，弯弓射箭，竞舟灯；有人编磬奏乐，女人着长裙舞蹈，采桑等等。男人在水中自游泳的形态和身边游动的鱼，形成一种人鱼合一的互动感。整个画面所呈现的意义不是图腾或符号，而是叙事性。描绘的可能是当时蜀地的风俗，或者是神话故事的情景。这类画面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在陶瓷器上尚未发现。
      
       汉代，鱼纹饰多为翻模手法，有平面、写实和凸起的形式。这种纹饰多见于陕西省的一种船型灰陶灶上，以模印手法在灶面两侧，或立面分别模印一大一小，多条凸线鱼纹。鱼头形宽圆，游向灶尾。鱼鳍、尾须状，鱼鳞为细小凸点。它是否有年年有余的寓意还不能确定，起码鱼的美味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了。三国两晋时期，浙江越窑青瓷窑业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期，但是瓷器上的鱼纹装饰并不多。浙江省上虞越窑有印、刻双鱼纹洗，说明这个时期，铜器上的鱼纹饰开始出现在瓷器上了。考古人员在浙江省上虞禁山越窑址发掘中，发现了三国时期模印双鱼纹青瓷洗标本。鱼首相向，两喙之间有一条半圆弧形线。鱼形丰满，纹饰稚拙，但不乏生动而有趣味，与汉代铜盆装饰的纹样很相似。西晋时期，越窑青瓷上的刻画双鱼纹，采用的是刻画纹，刀工娴熟，线条流畅，鱼形肥硕，灵动。东晋双鱼纹洗，鱼首同向，中心饰有褐彩。阴线纹饰，刀工线条纤细，不似西晋有力，鱼纹表现木纳，缺少灵动感。
      
       唐代瓷器上的鱼纹，并不多见。浙江越窑青瓷上出现较多的鱼纹，但作为主题纹饰的不多，大多为花卉图案中的辅助纹样。有意思的是河南偃师杏园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墓出土的一件越窑碗内，阴线刻划一条腾空跃起张喙喷水的鱼。按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寓意祈福鱼跃龙门的意思。李白有《赠崔侍御》诗云：“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表达了唐代文人对“鱼跃龙门”的渴望与无奈。此时的长沙窑，采用贴塑的手法，在执壶流的下方以双鱼纹饰。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出土的一件晚唐五代印花鱼纹白釉海棠杯，内底印一条鱼纹一样，多有年年有余的美好祝愿。
      
       宋代，南北各地窑业高度发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陶瓷上的鱼纹形式可谓多彩多姿，有单色釉的刻花、刻画、印花、贴塑的；还有红绿彩、黑彩、褐彩等彩绘的表现手法。主要纹饰于碗、洗、盘的内壁、外壁，瓶的外壁，瓷枕面等。窑业遍布陕西铜川耀州窑、河北定窑、磁县磁州窑、河南扒村窑、山西河津窑、长治八义窑、浙江越窑、龙泉窑等，都有不同手法的鱼纹饰。耀州窑博物馆收藏的青釉刻花三鱼纹碗，在碗的内壁剔刻出三条鱼纹，四周围满起伏的细线条水波纹，构成一幅鱼水相欢的画面。印花手法主要纹饰于定窑单色釉的白瓷碗、盘、钵内壁和枕面。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定窑酱釉印花莲池四鱼纹碗，表现了鱼在翻卷的荷叶、莲花之间嬉戏的画面，寓意连年有余。河北博物院藏的金代磁州窑白底黑彩童子垂钓纹瓷枕，以简洁的白描线条，勾勒出孩童立于河边垂钓，水中有三条小鱼围着鱼钩。童、鱼之间相映成趣，画面充满了童趣，线条飘逸灵动，表现出地域特有的情韵。不禁令人想起胡令能《小儿垂钓》诗的情景：“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浙江省慈溪越窑青瓷，以线刻纹和刻花纹表现水波鱼纹。南宋龙泉窑采用贴塑的装饰手法，将模印的鱼纹贴在折沿洗内底的胎体上，上釉一次烧成。双鱼凸起，呈浮雕形，颇具立体感。这成为这个时期龙泉窑的典型纹饰。
      
       绚丽斑斓：元明清鱼纹
      
       元代，大部分地区延续了宋代的窑业。最为出彩的鱼纹，是景德镇窑的釉下彩绘青花瓷。这种蓝白相间纹饰，在中国瓷器上画出了一道幽蓝的风景，也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一个标志。元青花的蓝色不是华夏民族传统的颜色，而是与伊斯兰文明和蒙古族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它的表现形式有白底蓝花、蓝底白花等装饰手法。蓝白相间中的鱼纹饰，鲜明的色彩对比感，给人以明快亮丽的美感。元青花鱼纹，以鳜鱼纹最典型。也有与鳊鱼同时出现在同一件大盘上。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莲池游鱼纹盘，白底蓝花，盘内底绘一条鳊鱼，一条鳜鱼。鳊鱼两头小，身形阔，布满细鳞纹，燕尾。鳜鱼梭形，尾背部鱼鳍直立，身体绘满不规则斑块纹，腹部有留白。尾翼呈不规则圆形，青花发色深蓝。莲池鱼纹布局平面，青花浓淡有致，画工细腻。此图仿佛应了唐代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景致。类似的鱼纹，河北磁州窑也有烧造。河北省博物院藏的一件白底黑彩鱼藻纹折沿洗，体积大，胎体较粗松。洗的内底以黑彩绘画一条鱼，首向上，鱼肚白，绘以斜网格纹作鳞。背部鱼鳍竖立，结合上下曲线的水藻纹颇具动感。
      
       单色釉的龙泉窑，创造一种露胎烧的鱼纹装饰手法。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六瓣四鱼纹洗，内底中心刻一朵开放的莲花，外围柿蒂纹开光。周围饰刻花水波纹上贴塑四条模印露胎鱼纹，呈火石红。这种装饰手法是在器物拉坯成型后，用模子压出鱼形，贴于胎体上，用专门的罩子将鱼纹罩住，上釉后取掉罩子，一次烧成，在滋润青绿色釉面凸显鱼的美感。
      
       明清时期，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业，特别是在彩瓷方面达到巅峰时期。除了延续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外，还烧造出了甜白釉、蓝釉、青釉、红釉等单色釉瓷器，和五彩、斗彩、珐琅彩、粉彩等精美的彩瓷。鱼纹出现在了一个色彩斑斓艳丽、纹样精致繁复的画面中。先说明代，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晚明时期的五彩鱼藻纹盖罐，盖壁面和腹壁以蓝、绿、黄、红彩绘水草、莲叶、藻、十字星纹样。水生植物自然伸展，飘动弯曲状，有九条钒红鲤鱼纹自然穿梭其间。鱼纹高低错落有致，钒红鱼纹色彩艳丽。上海博物馆藏的斗彩鱼藻纹盖罐，青花勾勒线条，花叶、水草、鱼纹内填绿、红、黄、褐色。罐体颈肩部留白，盖面与腹部饰彩绘。鱼纹画工细腻，构图奇巧。南京博物院藏釉里红三鱼纹高足杯，杯腹壁填绘三尾釉里红鳜鱼。这种釉里红鱼纹从元代开始出现，延续到清代。
      
       交相辉映：鱼纹和古诗文
      
       人们常常傍着河流而居，在田间劳作，在河里捕鱼，同时感悟到鱼的自由自在，睿智灵动，生生不息。鱼的美味和游动的体态，在古代文人的诗词、文章中多有生动的描述。有的描述与陶瓷器上的鱼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意味。这是陶瓷器和古诗文交相辉映的契合。
      
       鱼，是美味的。汉字中“鲜”，就是鱼偏旁。早在《诗经·小雅》中有：“南有嘉鱼，丞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南方有好鱼，成群地聚在水中游弋。我主人有美酒，以鱼宴宾客，其乐融融。这是多么愉悦快乐的情景啊！在《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一文中的食客冯谖的“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因为没有美味的鱼吃，倚着门柱弹起剑铗高歌的情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古代文学中，鱼的寓意更是博大精深。古诗《江南》是一首汉乐府民歌，诗中描绘的“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的美妙情韵，把江南莲塘的美丽景色和采莲人愉悦的心情烘托出来。这种莲塘鱼纹，在元明清的瓷器上，以青花、五彩、粉彩、青花红彩等再现得斑斓而灵动。
      
       在神话《山海经》中记载了很多神奇的鱼，其中有对“人鱼”的描述，是否就是甘肃省甘谷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类型彩陶双耳瓶腹部所绘的鲵纹鱼呢？还有一种“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见则天下大穰。”文鹞鱼鲤形，鱼身，有鸟一样的翅膀，生于南海。它们日间自西海游于东海，夜晚会结队飞行。如见到这种鱼出现，天下会五谷丰登。也有的鱼出现，则预示着不祥，会有大旱、战争等。如有一种䱻（音滑）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见则天下大旱。这些记载都说明了鱼在远古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些族群部落中具有神圣性的图腾符号。
      
       在哲学家的文字中，对鱼是这样说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庄子·逍遥游》冯友兰先生说：“这是一个大鹏和小鸟的故事……大鹏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小鸟甚至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都感到勉强。但是大鹏和小鸟各尽所能地飞翔时，都感到非常快乐。”庄子的这一观点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在《庄子·秋水》中：“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以观察鱼的游姿，引出了一个哲学家试图回到事物本身去看一种现象，而不是凭借主观意识作判断的思考。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陶瓷器上鱼纹，想象窑工在绘画这些鱼纹的时候，是否也会感受到鱼的自由和愉悦？鱼的美味和灵性，带给我们“有意味的形式”的审美情趣。
      
       陶瓷器上的鱼纹，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传统纹饰。鱼是“余”的谐音，不是每个民族的鱼都发这个音。因而民间多有以汉字谐音取其吉祥的习俗。如年年有余、富贵有余、吉庆有余、鱼跃龙门、金玉满堂、多子多福等。数千年来陶瓷器上鱼纹的美好文化寓意，犹如一幅悠远绵长的民俗风情画，绵延至今。
      
       （作者为杭州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