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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08 第27,468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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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版:读书

作家的典籍阅读与书写

《中国人的大局观》穆涛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陆三强
      
       作家穆涛,长期沉潜于典籍阅读,从《史记》《汉书》入手,上读先秦典籍,下读唐宋、明清文献,经、史、子、集四部无遗。读原典,从典籍中汲取养分,抒写散文;把自己由一个编辑、作家读成了“汉代的经生”。《先前的风气》获了鲁迅文学奖、得了“中国好书”,他还在西北大学设帐授徒。遍读三代两汉书,大写古今天下事,作育时代英才,不亦乐乎。其《中国人的大局观》便是典籍阅读与书写的一部新作,甫一问世,评论如潮,说明其典籍阅读和书写切合当下的现实需要,正当其时。
      
       中国自有文字始,产生过多少书?谁也说不准。从清以来的《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及补证、《贩书偶记》及续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清小说目》《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清代杂剧全目》《子弟书总目》《宝卷综录》《弹词宝卷书目》《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加上族谱、《历代医学书目提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华大藏经》《道藏》等书目的统计:去除重复,约15万种左右,这一定还小于实际著书之数。在科举还未取消的清末,能读过百种以上书的人,就算是很博学的人了,秀才、举人不过如此。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读书人,毕其一生所能读过的书也只是沧海一粟。
      
       穆涛阅读典籍量大,既能读进去,在书海遨游;又能跳出来,关注当下现实。典籍读得多了,人便稳重深沉、自信低调,从容且颇具古风。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读书真不是个轻松事,但真正值得不断研读的也不过数百种。古话有“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此谓。要读书就得读经典,就得下功夫,绝非稀松平常之事。从《书》《易》《礼》《春秋》、前四史、前秦诸子读起。传统文人的阅读,《诗经》不算,那是要朝读暮诵的;《说文解字》是工具书,是要时常翻捡的。穆涛说:“读书和吃饭一样,吃饭长身体,读书长脑力,长精神。有人说读书是雅事,我觉得是苦事,需要辛苦扎实去做的一件事。一说雅,就虚了,弄虚就会有假。”此言不虚。
      
       读传统典籍要有好的心态和方法。朱子曰:“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为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谨记“四宁”,始可读书。穆涛是爱读、多读,把阅读典籍变成了快乐,这才是最高境界。阅读传统典籍,需要一定的“小学”功底,还需要对古代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清代学者是通过读书考据来“明道”,即通过字词的辩证来了解经典中蕴含“道”的永恒价值;胡适、顾颉刚等所开创的现代学术,则用科学的实证方法真切地认识中国固有传统——整理国故。穆涛读典籍,是读以致用,为了当下,典籍的内容仅是他写作的素材,文学本事才是他的目的。从典籍中探寻真理,寻找真相,挖掘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观念的形成、地位、价值以及对后来的影响,对今天的启示。
      
       穆涛阅读典籍,既有方法,又能沉静,持久而专注,希望悟出真谛。中国的阅读传统是讲读通读透。他信奉先贤读书之法,忌信一家之言,要博采众说,不拘成见。那就是以一书为主、多书参读。譬如读《左传》,就需参读《国语》《史记》和诸子等。参读目书,多多益善,学有余力,尽可搜罗。参读旨在堪比,一比史实源流,二比记述繁简,三比辞章风格,四比笔法妙谛。就拿《左传》来说,其作文精髓,不经参读,实难体会。不知他看没看过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他读经典的方法就和老先生讲的完全一致。或曰:朱先生指出的经典读法已贯穿于穆涛的读书中。
      
       穆涛阅读典籍,既不想做目录学家,不开书目不重版本;也不想当文献学家,不考证出处,不爬梳源流;更不做一般史家,不引经据典,不洞隐烛微。他的书写不是记载史实,而是类似于注疏、讲解、分析,阐释微言大义,让我们明白历史的意义和深藏于文字背后的历史本真。作为作家,他没有探寻文体特点、诗文嬗变,也没有铺陈文法,而是作为思想者、知识人,努力揭示真相,探寻智慧,知古察今,警戒世人。他强调:“讲历史是为了今天的时代清醒。”“写现实的文章,失去了清醒,一文不值。”写历史,或写历史题材的文章,要守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底线。先贤有云:“史”从来不能为“鉴”,著史之人一有此念,便要说教,难免迎合,就离伪史不远了。当然,“那类‘以古悦今’‘以古媚今’乃至从史中找乐子戏说历史的文章”,更不能写。
      
       老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读写结合,是穆涛的一贯做法。释读文本,删繁就简,提要钩玄,除了主要讲思想、讲大义,也讲文体、讲章法,即重义理,又关辞章。穆涛的书写,打通文史,联系古今,时时处处显示着作者写作时的现实状况,表达着作者阅读典籍和书写时的心情。文章的背后,既有认识事件的价值判断,又具有启示今人的意义,皆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书写。穆涛说:“文章千古事,写作者要以心知得失,知社会得失,知人性得失。进入历史的作家都是独具个性的,没有浪得虚名的。”只要“说正常人的话,说健康人的话,说有良心的话,如果再有点良知,差不多就齐活了”。
      
       穆涛以己之法,遍读典籍,经史参阅,子集互鉴,旁征博引,赓续文脉。从一个字、一个词、一件事、一朝事写来,以今观古,以史察今,写出真知灼见。《春天的核心内存》《秋天的两种指向》说“春”“秋”,《从发现时间开始》说华表,《墙里秋千墙外道》《写文章要说人话》等,非历史知识的系统讲说,而是思想、文化、观念的挖掘与探索。归根结底是在说“好文章都是有思想的”“文学写作要关注现实,要切合现实,伟大的作品中,既有时代的气息,还透视着社会特征和规律,以及趋势”。坚持历史书写的原则: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是期待将来。
      
       穆涛对典籍有深刻的体悟,而阐释有独特的表达。行文放松,不急不缓,睿智之言,娓娓道来;用典使事若自其口出,极其从容自然。他是以感悟的而不是学究的方法去理解典籍,这让他得出很多来自真切感悟而不是理念先行的结论。从读书而来,全无掉书袋、张扬显摆之意。穆涛说:“好作品不在文辞,花拳绣腿或整容整出个好面目没用处,也没益处。”光具才美,但没有正确的思想,绝非时代之福。穆涛行文,爱惜语言,其实就是行文要有节制,要言之有物,要准确生动。这不止需要文学的才华,需要学问的精湛,更需要思想的深刻,逻辑的缜密,以及对时政的观察与思考。
      
       读书人的时间和生命是超越常人的。穆涛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品质,一个时代的史学成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深度。”很多时候,经由传播、解读、评论,文本的价值和影响的广度及深度才被挖掘出来,这有时也是作者始料未及的。正如歌德所言:“书籍只有被理解时才算被发现。”读了《中国人的大局观》,就会发现它不是简单的典籍解说、历史叙事,而是一部作家眼中和笔下的文化史、思想史,一部大散文表现的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