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琦敏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奥地利科学家安东·塞林格是我国量子通信领军人物、中科院院士潘建伟的导师。在诺贝尔奖的官方介绍中，大量引用了潘建伟团队的成果与贡献。昨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潘建伟院士表示，包括其导师在内的三位科学家获得诺奖实至名归，“甚至还有些晚了”。
      
       回望量子物理70年，三位先驱贡献尤为重要
      
       早在2010年，三位科学家因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和光量子信息处理的奠基性实验，获得了物理学领域的沃尔夫奖。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有两个重要事件：一是我国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发射，二是谷歌和中国科学家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实现，这两个事件使得三位获奖科学家的先驱性贡献显得尤为重要。”潘建伟说，三位获奖者想办法实现了量子纠缠，再用所产生的纠缠量子对来进行相关量子信息处理实验。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人科学家吴健雄就制备出了纠缠量子对；60年代，约翰·贝尔提出了量子力学非定域性的检验。“这就是爱因斯坦认为不可能的‘遥远地点之间的两个粒子的诡异互动’。”潘建伟说，后来科学家通过不断努力，不断将实验做得更精确。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塞林格将这方面的技术用来做量子隐形传态。当时，潘建伟正好参与了这方面工作，而这些工作直接推动了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
      
       潘建伟认为，从量子力学到量子通信的发展过程中，三位科学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提出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理论方案的四位学者获得了本年度的科学突破奖。“这表明整个学术界，尤其是物理学界，已逐步认识到了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价值与重要性。”
      
       如果没有后续工作推动，量子通信可能只是个梦想
      
       潘建伟颇感自豪的是，塞林格此次获奖所列出的量子通信实验论文，除一篇理论文章外，量子通信实验相关论文都有潘建伟的名字。此外，后续还有三篇论文是在“墨子号”发射之后，中国科学家做出的相关工作，“中国团队的工作共提到了7项”。
      
       “如果没有后续工作的推动，量子通信早期工作就只能是个梦想，而无法变为现实。”潘建伟说，在将梦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作了很大贡献。目前，中国的量子信息科技已处于世界第一方阵。2021年6月，美国《科学》杂志指出，正是出于对中国“墨子号”等重要成果的考虑，美国启动了量子行动计划。
      
       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永远鼓励学生“争做第一”
      
       “塞林格和我的关系，是师生，又是竞争者，也是合作者。”潘建伟说，当年他学成回国工作后，在光量子信息处理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于是就和塞林格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后来，在杨振宁先生的协调下，塞林格转变了态度，与潘建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师从塞林格多年，潘建伟对导师的前瞻性科学眼光十分佩服，“早在1996年，塞林格就牵头负责欧盟第一个量子信息项目，而当时这个领域在全球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与此同时，塞林格对于学生意愿的尊重，以及循循善诱，都让潘建伟难以忘怀。他记得，有天深夜十一点，他还在实验室工作，塞林格走进来与他聊天。
      
       “为什么工作到这么晚？”塞林格问道。“我是在为你工作呀。”潘建伟半开玩笑地回答。没想到，塞林格非常认真地说：“不，你是在为你自己工作！”接下来，他和潘建伟聊了半个小时，告诉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工作，才会有很强的能动性”。
      
       塞林格认为，遵循学生的意愿才能将他们引向成功之路。“一般来说，导师不太会支持做理论的学生去做实验，但塞林格对我的实验想法很支持。正是他的这种支持，让我从一名学理论物理的研究生变成了实验物理学家。”潘建伟说，塞林格永远都鼓励学生“to be the first”（争做第一），因为在科学界永远“只有第一，没有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