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 青
      
       一颗唐代的玉佛头的外层被裹上一层假壳子，它在战争年代里四处流落，被当作真品流落海外，回归故里时又被鉴定为赝品，直到最后迷雾散去，它既是真品又是赝品，假的包着真的，真的隐在假中，去伪存真，是为《古董局中局》。谜底揭示的那一刻，这颗亦真亦假的佛头，成为微妙的隐喻，围绕着它的真假风波，与几位主角以及几代人分道扬镳的选择与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形成暗暗的呼应。但是电影来不及释放更多的余韵了，它结束于让角色和观众都震惊的情节，像一列高速运行的火车呼啸着冲进终点站。
      
       电影《古董局中局》可说是小心翼翼地改编了小说原作，它试图维护小说的“好看”，却以电影的“好看”为代价。它兢兢业业地捋顺了密集的情节和知识点，很难指责这不好看，可是作为电影，这不免少了许多“影”好“戏”的兴味。希区柯克说过，电影的好看在于悬疑而非震惊，早早让观众知道桌子下面有炸弹，他们将获得长时间的“悬疑”，而桌子下面无人知晓的炸弹突然炸了，仅仅制造两秒钟的“震惊”。那么《古董局中局》就属于安排了太多“震惊”的电影。
      
       男主角许愿向众人解开“真的玉佛头究竟在哪里”的秘密时，他说了从父辈那里听来的一段掌故——南朝梁武帝尊崇宝志禅师，他请丹青圣手张僧繇为禅师画像。宝志问画家：“你画我的皮相还是法相？”梁武帝说，自然要法相。于是宝志在眉心一点，顿时人面分开，现出十二观音像。这当然是一个带着哲学色彩的传说，出现在故事的这个节点，却只是作为一段稀罕的“知识”，来作为解谜的钥匙，法师的皮相和法相，对应着玉佛头的外假内真。
      
       马伯庸的小说带来的阅读乐趣，往往在于类似“宝志禅师”这样的细节里。他的写作野心，表现为一种知识密集型的说书。改革开放后的现当代背景《古董局中局》，和历史题材的《风起陇西》《两京十五日》《长安十二时辰》有着相似的意趣，作者擅长于在紧迫的时间刻度里安排细密的情节。马伯庸的写作能力，不仅仅在于“把故事讲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更重要的是大密度的叙事仍维持住节奏的优美。记忆里，在《古董局中局》连载和刚出版的几年，频繁在不同城市的广播说书频道里听到这部小说。这是一部适合“说”和“听”的故事：几组不同人马为佛头殚精竭虑的情节，像老式火车后轮紧着前轮一刻不懈的驱动，把密密匝匝大型拼图一般的情节碎片组织起来的，是围绕着古董和历史的冷知识，这不就是摆龙门阵嘛。
      
       这类强情节性、趣味性的大体量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很为难的。电影的可看性在于，用视听展开“人”的处境、“人”的戏剧、“人”的冲突。从文本转换到大银幕，这个故事里，男主角许愿和药不然，女主角黄烟烟，老骗子付贵，他们各自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境遇里为什么作出了这样、而非那样的选择？“人”的局中局，远远比知识大串联的“局”更复杂。然而，现在看到的这部120分钟的电影，忙于交代时间、地点、人物背景，忙不迭地讲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节。围绕着“人”的部分，只是交给了演员各自的个性和特色，让观众自发调度对这些主演过往作品的记忆——许愿是雷佳音演过的各种落魄边缘小人物的集成，药不然是李现版霸道总裁穿越在1980年代，黄烟烟是漂亮的工具人，葛优扮演的付贵瞬间梦回《让子弹飞》的汤师爷。
      
       很难指责主创团队没有在电影的方向上努力。比如影片开场双男主较量鉴定能力，这部分涉及古董材质、色彩和细节的“知识”，如果只是借由角色逐条地“讲”出来，再有趣的内容也会让电影沦为讲座视频，这个段落里，导演用了色彩冲击力很强的、抽象又不乏奇幻色彩的方式，转译了文本荷载的知识点。应该说，这是个有趣的开局，为影片确立了“当代奇幻”的质地。可惜后续影片的展开，拘束于对复杂的情节设计的维护，在一整段虚构的时空里，充斥了太多的场景和事件。
      
       马伯庸一直践行艾柯的写作观念：用足够多的细节建造故事里的世界。这成了导演和作家在《古董局中局》中默契的交点，银幕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个虚构的1980年代的物质细节，从女主角的时髦装扮，到人挤人的绿皮火车，人和事的风波像走马灯一般飞快地转走，只有他们身在其中的那个“世界”，那个人造的八零年代，成为一道宛如古董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