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1898年，伊藤博文从日本长崎出发，开启了中国之行。伊藤博文对他的中国之行抱有很高期待，而中国清王朝的政要也有同样的期待。
      
       伊藤博文曾四次出任日本首相，还担任过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创立了立宪政友会。甲午战争正是伊藤博文一手发动，其后更是强迫到日本磋商的中国清王朝重臣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此后，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胜，伊藤博文成为了第一任对韩国的统治总监，也就等于英女皇派驻到印度、加拿大等殖民地的总督，但日本对韩国当时的统治方式是相当残暴的军事统治，所以，伊藤博文被韩国民众深深痛恨，1909年被韩国义士刺杀身亡。
      
       在1898年的时候，虽然当时的中国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已经见识过伊藤博文的凶恶一面，却也能比较清楚地看待其作为日本明治维新推手的身份。伊藤博文本人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动人员和领导者，并一手推动日本颁布了宪法，让当时的日本从封建国家跨入了近代国家行列。
      
       当时，中国清朝的光绪皇帝主持展开了维新变法。所以，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光绪皇帝提供变法垂询。9月20日，光绪帝接见了伊藤博文。
      
       但情势却令人惊愕地转向了剧变。9月21日，慈禧太后发起了旨在清除变法派的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多名变法干将被捕，而名气最大的变法派康有为、梁启超则逃亡。伊藤博文在这期间写给夫人的信中曾感慨，“今皇帝急于改革之处，万事学日本，衣服等亦改以西洋流……（又传变法派）企图排除皇太后……实难知晓中国之事。”
      
       日本国家制度史研究专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珑井一博在其所著的《伊藤博文》一书中根据伊藤博文本人的书信、讲话以及其他史料分析指出，意外地目睹了清朝变法派被一夜间肃清的伊藤博文，对清朝政治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伊藤博文来华之前、之初，就意识到戊戌变法推进太急，且缺乏权力支持，而变法派因为李鸿章曾经执掌北洋而北洋力量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所以排斥了更具政治能量的政治家李鸿章，这也让伊藤博文深感失望。所以，1898年9月18日，伊藤博文在北京见到康有为时，相当敷衍后者。
      
       《伊藤博文》书中用了较多篇幅介绍伊藤博文是如何在明治维新期间，通过狡黠而不乏耐心的权力运作，不断挑动日本政坛力量分拆、重组，从而以渐进方式推动日本的现代化。伊藤博文的改革（革新）理念是，国家要改变积贫积弱，最根本的要发展学校，培养人才，用新人才来支撑新制度，用新人才来取代旧官僚，而新人才才能领导军队变成更具战斗力的近代部队。“在他（伊藤博文）的思想中，人才是运作制度的关键”。
      
       所以，在伊藤博文看来，中国清朝的戊戌变法虽然经由皇帝推动，却推进太过迅猛，而且主导者（无论是皇帝还是康有为等干将），对于制度的理解太过浅薄，以为引进西方的国家制度就马上可以让清朝中国变成强国，而没有更具耐心地在教育、军事、文化等方面下功夫，更没有先行让国民变成近代的国民。
      
       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思路，被伊藤博文认定存在巨大缺陷。康有为从儒学中提取出孔子改制的观点，有将儒家思想宗教化的倾向，这恰恰是伊藤博文所警惕的。伊藤博文在推动近代日本改革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日本传统的宗教进入教育以及国家体系，推动国家的世俗化。
      
       虽然如此，伊藤博文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依然竭力救援变法志士。这当然与伊藤博文等日本政界大佬意识到变法志士的存在，可以成为拿捏清政府迫使其作出更多权益让步的棋子有关。但总体上，伊藤博文虽不赞同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却认为他们发起的变法失败，更多的不是其个人奋斗的事业失败，而是中国的发展前途受阻，对于中国未来的命运也不无担忧（这显然也是因为担忧清末中国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为其它列强更深程度卷入提供口实）。
      
       珑井一博在这本书中指出，伊藤博文1898年的中国之行，使之形成了政经分离的中国观，也就是说，通过对鲁莽的戊戌变法以及残暴的镇压变法的观察，伊藤博文彻底失去了对中国清王朝自新的信心，相信单靠中国自己当时的发展已经不足以抵挡欧美列强——这促成了日本国内的政界、军界、企业界少壮派精英以所谓“东亚共存、共荣”为借口，加快对华以及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渗透、侵略的步伐。但与之同时，伊藤博文相信中国的实业界即便依旧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也可以发展出至少与日本相当的工业经济水平。这也成为了刺激日本加快侵略中华的奇特理由，因为如果等到中国经济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日本却旁观一边，那么只会被列强彻底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