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瑛
      
       今年是萧红诞辰110周年。一直以来，“四大才女”“传奇爱情”“悲凉早逝”……这些贴在萧红身上的标签，让不少人更关注、更熟悉的是萧红的身世。笔者以对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解读，赏析萧红文学创作的独特韵致，探究萧红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她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叙事空间，她对时代命题的揭示，她对自然之美的书写，她对人类情感价值的坚守，让我们感受文学原乡隽永的魅力。她以纯真开阔的悲悯情怀创造的文学世界依然吸引着当代读者，萧红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作家。
      
       鲁迅先生写于1935年的序言，成为笔者近日重读萧红代表作《生死场》的有力引导：“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
      
       以悲悯书写黑土地上人民的疼痛
      
       萧红出生于一个男尊女卑的地主家庭。封建意识、封建文化犹如无形的锁链束缚着青春的生命，是顺从地接受没有自主的生活，还是在冒险的反抗中走出一条充满挑战的新路？在哈尔滨的中学读书时，萧红已经阅读过鲁迅的著作，接受过五四新思想的熏陶，还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她选择勇敢地出走，离开了有着父亲冷漠和专制的家，向着白雪皑皑的无边的大地奔去，从此走上了充满艰辛的人生旅程。
      
       萧红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她的出走和反抗被视为家庭的耻辱，她被当作异类受到家族和周围人的排斥。挣脱身上的枷锁，面对现实的困境和内心的疼痛，萧红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索，让她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那些固守于故乡土地的农民的悲惨境遇，压抑他们身心的双重枷锁，她握着手中的笔，以一颗忧患而悲悯的心，书写着黑土地上人民的疼痛。
      
       1933年元旦，萧红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叙述了失去丈夫的孕妇与孤儿的悲惨命运。她从此开始了在漫漫漂泊中，与困顿交战的写作生涯。1934年4月，萧红在哈尔滨开始了《生死场》的写作，此作收笔于1934年9月的青岛，出版于1935年12月的上海，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一同编入“奴隶丛书”，书前是鲁迅先生的序言，书后有胡风先生的读后记。从此以萧红的笔名发表作品。
      
       《生死场》展开了上世纪初北中国乡村的生存画卷，叙写“九一八事变”前后，黑土地上的农民“生”与“死”的故事。他们长年累月地辛苦劳作在没有希望的土地上，严酷的生存条件使他们挣扎在温饱线上，高远天空中的流云，身边田垄中的高粱，冬日的飞雪，盛夏的骄阳都难以抚慰他们轮回劳作中荒凉的心田。
      
       萧红的小说不依赖悬念和情节，而是以丰富的细节、生动的笔触全景式地展开了乡村中的家庭生活，贴近这些人物的种种遭遇和心情，最终呈现了这“忙着生，忙着死”的悲凉境遇。“生死场”的“场”，既是百年前那块灾难深重的黑土地，又是那块土地上一个个痛苦的灵魂。《生死场》后七章描述了在日寇铁蹄蹂躏下，东北农民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渐渐苏醒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
      
       萧红不同于一般女性作家，从叙写女性的情感故事开始自己的文学写作，她没有局限于倾诉自我内心的疼痛，而是叙写生死场上农民艰辛蒙昧的生存状态，女性遭受着身心的磨难和煎熬。小说对人性的叩问中，有着对传统文化心态的反思，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探究中，有着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萧红敢于从“生”与“死”这个人生根本问题上来直面和呈现彼时北方农民的生活，敢于关注和揭示时代和社会的重要命题。那一年萧红才24岁，还是个文学新人，文坛大家鲁迅、胡风对萧红创作的有力肯定，使得小说出版后引发了广泛反响，《生死场》成为萧红的代表作，汇入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为人生”的文学主潮，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重要的文本。
      
       呼兰河的女儿心里最诚挚的吟唱
      
       1937年10月萧红在武汉开始写作《呼兰河传》，而后她随丁玲去了西安，受丁玲之约，和塞克等人共同创作了表现民众奋起抗日的话剧《突击》。1940年1月萧红和端木蕻良离开了遭受日寇轰炸的重庆，一起抵达香港。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离故土千里之遥的香港，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拼尽心力的写作完成对故土最深情的回望，这也是呼兰河的女儿心里最诚挚的吟唱，吟咏出余音不绝的艺术魅力。1946年10月茅盾先生以长文抒发自己的读后感：“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以宏观俯瞰的视角，按空间顺序勾勒出呼兰小城的总体格局，以舒缓质朴的语言，以萧红童年生活为线索，叙述着以“呼兰河”为中心场景的的小城故事，展示了20世纪初期“北中国”的乡土人生和人情百态，有祖父抱着“我”学诗歌，领着“我”学种菜的日子，有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人的贫困日子，有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有二伯等人的悲凉故事；有唱秧歌、放河灯、跳大神、野台子戏的民间盛举，有呼兰河的人在人间被风霜雨雪吹打着的平凡日子；有“我”在荒凉的园子里和宽广的天地在一起，心里思索着“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 《呼兰河传》不是为某一个人写传，而是为萧红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写传，不仅描摹出乡民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还留下了与呼兰河同在的人物形象。
      
       坐得笔直，走得风快的小团圆媳妇，在“我”家做了30年，还是一贫如洗的有二伯，以拉磨谋生的冯歪嘴子勇敢地争得做人的权利，表现出生的坚强和活的勇气。萧红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她以有二伯、胡家婆婆等人物形象，进入那个时代国民文化心理和人格深层，揭示了“看客”的麻木，封建文化的陋习，同时她以贫穷磨倌冯歪嘴子的人生经历，寄托了人性中善与爱的希望，呈现了《呼兰河传》以珍爱生命为核心的伦理和诗学。
      
       这是一种和自我的生命一起成长的文学书写，这是一种对故乡的土地满怀眷恋和审视的文学创作。北中国的大地是萧红从小生活的故土，也是她永远的精神领地，文学的原乡，她对故乡土地和农民的认识，逐渐深入到故土和人心的内里，看到它的阳光，也看到了它的阴影，她的心在一个明暗相交的世界里吟唱着不屈的歌谣，“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她以笔书写着生生死死的生命故事在岁月里的悲凉和坚强，“向着温暖与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这是萧红在与外部的动荡和黑暗抗争时，对自我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方向的选择，这是萧红对人类情感价值的顽强坚守，是对人与时代、人与命运的关系的思考，构成她文学创作丰厚的情感和思想的基础。
      
       北方的严寒冰雪不能冻结她的青春热血，时代的飞沙走石动荡裂变没有迷惘她的执着追求，人生的风雨交加也没能阻挡她的倾心书写，从21岁到31岁的10年间，萧红写下百万字的作品，文体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评论。她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力作，无论是鲁迅先生对《生死场》精要的力荐，还是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透彻的理解，都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肯定了萧红的文学创作有着直面现实的时代内涵，明丽独特的艺术韵致。
      
       萧红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她的从北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她的文学探索，面向对人性的追问，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这是文学永恒的命题；她的文学创作面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寄予着人对于自然的敬畏与依恋，这是人类恒久的情感。我们处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万物互联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新冠疫情影响着世界的格局，当下的我们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思索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萧红以人的生命价值为核心的文学探索触及了文学的本质，以人与自然的依恋为情结的文学书写构建了童真与诗意的美学意境。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犹如星月辉映江河，穿越时空依然闪耀着清辉，在读者的心里唤起真切的回响。萧红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