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屏瑾
      
       三种现实主义传统在新时期的命运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不可谓不深，这是一个写作资源发生了整体转换的时代，先锋时期的写作充满了摹写的意味，模仿对象主要是西方战后的现代派，现代主义的文学资源和立场得到了普遍的强调，文学与当代艺术同步为现代派立言，对1950-1970年代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一次重大的扭转。
      
       与此同时，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接收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以傅雷、朱生豪、李健吾等人的西欧文学翻译为基础，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五四”新文学启蒙的语境中，甚而带上了某种怀旧的意味。苏俄现实主义传统则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论的陨落而逐步淡出，只有源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现代风格而大为流行。回顾这段历史，这三种现实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厘清，这一关系也曲折地表现了几个历史时段之间的结构关联。
      
       文学资源的转换不是一件小事，将影响一代人的阅读与写作，进而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各种现实主义文学资源，今天已不再是文学生产的主要前提条件，那些曾经有过极大影响力的作品，如果不以 “经典”的面目，很难回归当代的文化现场，但它们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作品，更何况，如果不再能激发人的鲜活感受，“经典”的复现也可能空洞化。在这个层面上，作家的阅读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资源选择，反而成为了一条比较能说明问题的线索，比如在王安忆这里，她的阅读方法和经验就对应了上述现实主义传统形成的历史文化结构。
      
       当代作家的抉择：小说技术与现实关系
      
       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始终面对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如何用小说（技术）去书写现实，就文学创作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和借鉴当然会在这一点上起到作用，但这个问题尚不足以完全造就当代文学的主体性，白话文学本身就是中国现代社会与思想整体转型的重要产物，它在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就是当代文学主体性最基本的前提与组成。因此，作家们所要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以小说（技术）去表现这种问题意识，去解释历史与现实。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尤为重要，简而言之，不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有所解释的作家，很难成为会讲故事的作家。而外国文学在这一点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力，除了写作方法、审美旨趣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复杂的面向。王安忆近些年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稳定地体现出她对中国现代历史本质的思考与追求，而在她对外国文学的阅读里，能够发现与这一追求相呼应的一种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作家的阅读行为参与到当代文学之中所产生的深刻效应。
      
       读法的重点：总能回归的现实主义的落点
      
       若干年前，王安忆曾出版过一本《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在那本书里细读的多是中外名著，作为写作课的讲稿与教材，首先强调其内容的经典性和示范性。而新出版的这本《遥想手工业时代：王安忆谈外国文学》，记录了王安忆自1980年代以来几近40年的阅读轨迹，视角相对而言更加个人化，讨论到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更多样。有不少是通俗小说、侦探小说、以及改编为电影的小说原作，也有《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经典小说，以及《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样比较新的流行小说。总的来说，王安忆的阅读经验的价值体现在她的读法之上。首先，外国文学经典教育中不太得到强调的一个方面，即小说的大众接受，在王安忆的读法里显得比较重要，但这种接受并非在娱乐化的层面上，而是在小说对生活现实性的表达强度上，她在对侦探悬疑小说的解读中突出了这一点。
      
       在分析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时，王安忆非常注重分析其中的人物性格，以及环境与性格形成的关系。她的解读是再叙事和再创造式的，沿着原著本有的线索，不断添加、深化典型环境与人物的构成与意义，经常几乎是进一步重写了那些小说。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会逐渐发现，侦探小说的现实性，不仅是为了故事逻辑本身需要的严密与合理而存在，而且在这种严密与合理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艺术化。从缜密的现实逻辑中创造出超越性的艺术主题。“事情强行推到现实主义的世界”正是王安忆独树一帜的读法。
      
       然而，对小说现实性的关注并非仅关乎“常识”，而是更加强调常人身上的不同寻常，被忽略掉的勇气以及内在的激情、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这些不是只属于特定的人群，而是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紧紧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犯罪、凶杀、失踪等特异与传奇事件本身表现的其实就是日常世界。王安忆总是能准确地指出作家在处理这些传奇和现实的关系时遇到的问题、矛盾，实际上她自己的小说就常常带有悬疑气氛，凶杀、盗窃、失踪等社会事件与传闻曾给她带去过若干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在传奇故事中读出反传奇的因素，再在反传奇的人生中关照永不餍足的人的激情与能动性，这对于书写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共和国的创制与普通人的命运故事来说，真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律令，而是回到了平民文学、革命文学的基本动机，把个体的性格能量汇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现代派文学资源可否转化为现实主义？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现代派的文学资源？王安忆认为，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的面貌，现代主义则是用更抽象化、概念化的方法“表现更为本质因而更为真实的时空状况”。这是最简略地抓取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但大致不错。她针对《百年孤独》的解读，就是用时间、空间和人物还原的方法，仔细梳理其中的实际脉络，提炼本质问题，并使之具体化、清晰化。这是一种独特的解读现代派文学的方法，不是将之再度神秘化，而是用看似笨拙的方法，打开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背后的现实指向与写作动机，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解码，并在现实性的意义上重新编码。更重要的是，试图从中找到与我们自身的现实能对应、以及不能对应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为现代派文学所做的某种“祛魅”工作，在我看来，如果这样的读法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派文学的读与写，或许就可以获得别一种展现了。
      
       王安忆还很明显地关注物质问题，这也是一个带有总体性的问题。小说正是在机器工业取代手工业的时期，成为最重要的文学形式的，物质的发达是小说广为传播的基础，与此同时，小说又在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小说的精神动员功能对现代中国来说尤为关键。可以说，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总是以这种精神功能为前提，而越注重精神，也就注重对精神的反面——物质的辨析，西方现代性发展在小说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在精神命题与物质社会发展的辨析、辨证中开展的。
      
       王安忆由此特别关注劳动在现代历史中的突出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感。例如她对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的解读，既不在精神病理学层面上，也不落于抽象化的哲学命题，而是从手工业时代人类的劳动，和由这劳动所造就的过度灵敏的感官入手，把小说主人公看成是一个具有天赋异稟的工匠，“一个脱胎于热火烹油之势的手工业时代的精英”。“一个轰轰烈烈的手工业时代里的英雄业绩”再次证明，劳动在这里不终结于庸常和凡俗，而是通过孜孜不倦的具体实干，指向了“精英”和“英雄业绩”，但这又是最为平凡的大多数人的精英与英雄。我们可以推测这背后蕴藏着对于历史动力的理解，普通人的谋生作业中体现出超常的能量，转化为传奇的故事推理。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