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瑜
      
       大师
      
       【读到马列著作终于眼前一亮】
      
       ◆五四时代周谷城博览群书，在纷繁复杂的各式“主义”面前，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他嫌实用主义“太浅薄”，嫌无政府主义“太流于空想”，直到读到恩格斯所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终于眼前一亮，“读任何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总有不能完全接受之处，唯有读马列著作，则很少提出异议。”
      
       【独创“历史完形论”】
      
       ◆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独树一帜、特色鲜明，正如开明书店在重印这部著作的广告所说：“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而这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便是周谷城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指导，所独创的史学理论——“历史完形论”，这是指引他写作《中国通史》的灵魂，也一以贯之在他后来的史学著述中。
      
       【历史研究必须做到博大精深】
      
       ◆姜义华曾这样回忆老师上课的场景：“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第一节课上，他开宗明义就说，进行历史研究，必须做到博大精深。每次一进教室，他就拿着纸质已经发黄的旧讲稿，照着在黑板上写上整整一版，然后，逐字逐句作一些解释，接着，就开始开‘无轨电车’，介绍各种学术掌故、名人轶事。这常常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内容。”
      
       教学、科研和反帝爱国
      
       回顾自己的一生，周谷城曾说，“我这个人吃了一辈子的粉笔灰，一辈子就只干了三件事：教学、科研和反帝爱国。”这番独白也道出了他人生的三个切面——一位以教书育人为乐的师者，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一位胸怀天下的社会活动家。
      
       纵观周谷城的一生，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与我国20世纪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同频共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他一生投身中国社会变革、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的思想结晶。
      
       【学术档案】
      
       周谷城（1898-1996），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湖南益阳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后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等职。1927年后在上海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等职。1942年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周谷城治学领域广阔、学识渊博，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周谷城全集》等。
      
       1939年，周谷城近百万字的《中国通史》问世；1949年，三卷本《世界通史》出版，两部通史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影响深远，也让周谷城开创了当代史学家中以一己之力完成两部通史的先例。
      
       但这只是其学术人生的一个片段——周谷城一生治学博大精深、著作等身，从哲学到史学，从社会学到政治学，从美学到教育学，无不论及，他曾用“纵论古今，横说中外”八字来形容自己的著述特点，涉及的领域看似杂多，但都是建构其思想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样融汇中西的渊博学识，也为他高屋建瓴、独树一帜的史学思想奠定了底色。
      
       周谷城曾说：“细察各家学说，殆无一不是时代所压出”，而他本人的史学思想便是最好的例证——纵观他的一生，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与我国20世纪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同频共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他一生投身中国社会变革、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的思想结晶。
      
       博览群书，融汇贯通，成一家之言
      
       1898年，周谷城出生于湖南省益阳汾湖洲周家埦长湖口一户农家。周氏家族注重教育，设义塾，凡族中子女均免费入学。自幼聪慧的周谷城在“周氏族学”中接受了八年的传统教育，从《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读到《四书》《五经》，由此奠定了他扎实的国学根底。周谷城对历史的喜爱也早在幼年时代就种下，他尤喜阅读《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史籍。
      
       时值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周谷城对西学也很感兴趣。他常说，“我天性是非常喜欢接受新东西的”。1913年，15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接受英语和数理化等新式教育。当时的他极力赞成维新，主张向外国学习，并认识到学好外语的重要性。他在同学中组织英语学会，自任会长。一个暑假，他凭借字典啃下了英文本《迈尔世界通史》，不仅英文大有进步，还从此养成了想方设法找原著读，非原著不读的习惯。
      
       1917年，周谷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在那里，他结识了国文部的周予同、数理部的匡互生，成为终生挚友。这些忧国忧民的年轻人一同参加了浩浩荡荡的五四爱国运动。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岁月，各种新思潮如潮水般涌入国门，周谷城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晚年的他曾回忆：“五四时代我博览群书，社会学、心理学我读得最多，各派哲学家，罗素的，柏格森的，詹姆士的，杜威的，英国席勒的，都涉猎过不少。”
      
       难能可贵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各式“主义”面前，周谷城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他嫌实用主义“太浅薄，没有哲学意味”，嫌无政府主义“太流于空想，不感兴趣”，直到读到恩格斯所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终于眼前一亮，“读任何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总有不能完全接受之处，唯有读马列著作，则很少提出异议，这与我出身贫困，易接受书中观点可能有些关系。”正是“在这种不能完全反对人家的，又不能完全接受人家的情况下”，周谷城萌生了想要“树立自己的学术系统”的念头。
      
       1921年，周谷城离开北京高师前往湖南一师任教，开始了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涯。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由博返约，融汇贯通，成一家之言，其成果便是出版于1924年的《生活系统》。该书的基本主张，就是把向来心理学上所谓知、情、意三个方面，化为三个阶段，这就是人类的科学生活、艺术生活和信仰生活，及它们三者如何前后相续，并构成前后连贯的循环。周谷城曾说，写作该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说明生活的真相”，他针对的是当时受西学影响，许多国人提出的一些食洋不化、似是而非的“人生观”及其理论。《生活系统》为周谷城后来撰写两部中国通史及其整个学术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在我个人的学术体系上，似乎是一个框框，但我后来的工作，如果称得上是治学，却实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
      
       以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现状和历史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让周谷城将治学方向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转向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在湖南一师任教期间，他同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结下了友谊。大革命时期，他应毛泽东之邀，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还曾接受毛泽东的委托，在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为周谷城对农村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窗口——在长沙，他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发表了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公开指出租谷是对农民的剥削。在武汉，受毛泽东的鼓励，他发表了《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这些文章反响热烈，却也使得周谷城遭到湖南反动当局的敌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离开武汉，逃往上海。
      
       流亡上海的日子里，周谷城以卖文和翻译作为谋生手段，曾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撰稿，继而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劳动大学。其间，他继续关注社会现实，发表多篇讨论中国农村和改造中国教育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和《中国教育小史》等著作。不久，大革命的失败在学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时为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的周谷城也将自己的研究旨趣转向社会学。但他对空洞的理论之争没有兴趣，而是力图剖析中国历史的纵深，揭示中国社会转变的原因，为现实的中国寻找出路——他先后出版《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著作（后修订时统称为《中国社会史论》），以唯物史观为解剖刀，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进行全面审视。
      
       多年来对中国社会现状和历史的整体考察，也为周谷城后来《中国通史》的写作奠定了基础。1932年起，周谷城受聘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开始以历史学为专业，主讲“中国通史”课，这是他学术生涯至关重要的时期。当时，中国不少历史学家仍热衷于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详尽的考证，漠视对历史整体性的研究，这是周谷城极力想改变的状况——正如他所说，“我教中国通史，原则便是把理论贯穿于史事之中，既不发生以论代史的流弊，又不发生为考证而考证的问题”。结合教学，他着手编写《中国通史》。
      
       周谷城的这部通史独树一帜、特色鲜明，正如开明书店在重印这部著作的广告所说：“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而这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便是周谷城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指导，所独创的史学理论——“历史完形论”，这是指引他写作《中国通史》的灵魂，也一以贯之在他后来的史学著述中。他反对用“史料”或“史观”来等同“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之自身乃客观的独立存在”。他认为“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也就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二是文字记述的历史。而过去种种史书的缺陷在于，“惯以静止为叙述的对象，不以活动为叙述的对象”，只有史料的排比，而不是人类活动的显现，这样编纂的史书就缺少“活力”，显得呆板。因此，要了解历史的全貌，就必须着眼于人类过去活动，说明历史事件之间相互的有机联系。（参考：莫志斌，《周谷城传》）
      
       也正因为如此，过往史书中所缺失的“朝与朝之间的剧烈活动”在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中却被视为“内容最为丰富的单位”而得到了发扬——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所说：“《中国通史》有三个关注点在当时史著中非常突出。其一，关注广大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反抗运动，对历代农民暴动、农民战争的起因、过程、正面的与负面的实际后果，作了较为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其二，关注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集团如何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同时，还注意到他们如何在一定环境、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而使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其三，关注历史上分分合合、十分曲折、十分复杂的民族关系，力图说明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客观地反映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些见解可谓惊世骇俗。”（姜义华，《周谷城与中外历史研究》）
      
       《中国通史》出版后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到1948年，这部教材已重印12次，但无论是这部著作的写作还是出版，在当时都是困难重重。《中国通史》刚刚出版时，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某位教授诬蔑周谷城写的《中国通史》是拿了俄国人的卢布写的，导致这部书成了禁书，在杭州、西安等地遭没收。新任的系主任也说他的书有“马克思主义嫌疑”，不让他教《中国通史》，要他改教《世界通史》及《世界史学史》。自此，周谷城将研究重心转向世界史领域，并很快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打破“欧洲中心论”主导的旧的世界史框架
      
       对周谷城来说，转向世界史研究看似是时局所迫，但却正合他的心意，他认为学科之间是有机联系的，“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是很不方便的。”在暨南大学后期，周谷城已开设世界史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谷城无法在上海存身，他辗转来到重庆，在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的介绍下，开启了他在复旦大学的漫长执教生涯。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周谷城出任史地系主任，并担任了世界史的教学工作。
      
       当时，国内世界史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高校使用的教材大都沿用欧美教材。在周谷城看来，西方各国的世界史著作大多持有非常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如古代史是从埃及开始，再到希腊、罗马，以后讲中世纪、讲基督教，再后讲文艺复兴、民族国家、地理大发现，都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将其他地区视为附庸。由于这种偏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或轻视了；并且，传统的世界史多是罗列各主要国家历史，成为国别史的叠加，对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形成真正密切的联系没有深入研究。为了改变上述这些状况，他开始撰写《世界通史》，这也是解放前我国唯一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
      
       《世界通史》同样贯彻了“历史完形论”的理论主张，正如周谷城所说，“我编写《世界通史》时，不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写起，而是要着眼全局，或统一整体，从有文化的或文化较高的许多古文化区同时写起。”在《世界通史》第一卷中，为反对“欧洲中心论”，他一连举了六个古文化区：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文化区。这六大文化区多元并存、相互联系、共同发展，构成世界古代史的统一的整体；第二卷“亚欧势力之往还”讲述了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如何各自演进，并通过商业贸易活动、交通道路开辟、科学技术与艺术宗教交流逐步联系在一起；第三卷“世界范围之扩大”则以16-18世纪的欧洲为重点，讲述了重商主义背景下欧洲社会政治的演变、世界的变化以及东西方思想的发展。在他那里，一部世界史被描述成世界不同文明间交融碰撞、绚丽多彩的生活图景。
      
       研究世界历史的同时，这一时期的周谷城同样不忘关注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状。为论证中国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因果关系，他出版了专著《中国政治史》，他还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治论文。重庆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顾问。返回上海后，他与张志让、潘震亚、沈体兰等组织了地下团体——大学教授联谊会。作为“大教联”中坚分子，他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由于支持学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活动，他被撤去系主任职务，于1949年4月26日被伪警备司令部遭逮捕关押，直到5月26日上海解放获得自由。
      
       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务长。为办好复旦，周谷城广纳英才，亲自邀请苏步青、陈建功、杨武之、蔡尚思等名教授来复旦任教；他还专门发表了《解放后的大学教育》等文章，就如何办好大学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特别强调，历史系要大力培养学问渊博、气魄雄伟的接班人，“这样的接班人必须是创造新的历史科学，阐明中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人”。他身体力行地活跃在教学第一线，在历史系主讲《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等专业课，并开设《世界文化史》等选修课，悉心培育了一大批人才。
      
       学生们记忆中的周谷城，“身材较高，戴一顶高级礼帽，西装革履，一副大学者气派。讲话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但我们基本能听懂。节奏不快，语调高低分明，语音浑厚，语言生动幽默。”姜义华也曾这样回忆老师上课的场景：“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第一节课上，他开宗明义就说，进行历史研究，必须做到博大精深。每次一进教室，他就拿着纸质已经发黄的旧讲稿，照着在黑板上写上整整一版，然后，逐字逐句作一些解释，接着，就开始开‘无轨电车’，介绍各种学术掌故、名人轶事。这常常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内容。而下课铃一响，他一秒钟也不耽搁，就宣布下课。”
      
       教书育人的同时，周谷城也精进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史和世界史领域，他连续不断地发表新见解，他积极参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发表《中国奴隶社会论》与《奴隶社会意识形态之研究》等文章；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包括苏联史学界在内的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论文，强调世界史研究必须真正具有世界性……从宏观上把握历史演进的同时，周谷城也作了许多富有洞见的考释工作，耕耘的收获，是1956年出版的《古史零证》一书。
      
       史学之外，周谷城又将学术触手延伸至逻辑学和美学领域，在学界引领了两场热烈的大讨论。1956年，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引发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激烈争论。当时学术界流行苏联逻辑，主张把形式逻辑辩证法化，但周谷城却认为“辩证法是讲客观存在发展变化的法则，而形式逻辑是讲思维过程的”，两者“不能扭在一起”。60年代初，周谷城先后发表《史学与美学》《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礼乐新解》等一系列文章，探讨有关艺术创作问题，并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
      
       周谷城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革开放后，年事已高的周谷城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职务，但他是不服老的，“现在我虽已年老体衰，感到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量力而行，还可以写一些东西。为着替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于是，以80岁高龄坚持登台上课，周谷城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学术研究中，他注重联系实际，呼吁史学工作者要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伴随改革开放，他笔耕不辍，或针砭时事，或阐发学术新见；他连续发表《秦汉帝国的统一运动》《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关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论古封建》等论文，出版了《史学与美学》一书，又重新修订出版《中国通史》，并领衔编纂出版大型学术丛书“民国丛书”。对外开放的大潮下，周谷城格外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主持召开首届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世界史丛书》，还参与创立了中国太平洋研究协会并亲任会长……哪怕是晚年患病住院的日子里，周谷城也是“闲不住的”，他每天坚持听广播、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并仍然坚持看书写文章。
      
       1996年，周谷城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曾说，“我这个人吃了一辈子的粉笔灰，一辈子就只干了三件事：教学、科研和反帝爱国。”这番独白也道出了他人生的三个切面——一位以教书育人为乐的师者，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一位胸怀天下的社会活动家，他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献身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献身于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修昔底德曾说，历史学家的使命是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而周谷城不断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一生，恰是对此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