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勖
      
       发生于汉十年末至十二年初的击陈豨之战，是刘邦剪除异姓强藩的战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场，并与韩王信之反、太上皇崩、族韩信、立代王、族彭越、改立梁王等重大事件相关联，成为梳理诸史事关系的一个重要枢纽。然而这场战争开始的时间，亦即陈豨反汉的时间，在史料记载中却异常错乱纷纭。
      
       《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十年“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梁玉绳陈诸异说云：“豨反在十年九月，此与《功臣表》作‘八月’，《郦商传》作‘七月’，《傅宽传》作‘四月’并误，本《传》及《汉书》可证。至《淮阴侯》及《卢绾传》以为十一年反，尤误也。豨本《传》又误作七年，惟言反在九月是。” （《史记志疑》，中华书局版，第234页）可见陈豨反汉的月数有四月、七月、八月、九月四说。《汉纪》《资治通鉴》《西汉年纪》均从九月说，梁玉绳更断言九月为确，此后如清人夏燮的《校汉书八表》、当代学者王云度的《秦汉史编年》等专著，以及自吕思勉以来的大多数秦汉通史，也都采信九月说，但诸家并未提出依据。
      
       若对与之相因果的事件作一分析，《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附陈豨》载：“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可见“太上皇崩”是陈豨之反的直接诱因，该事的日期明载于《汉书·高帝纪》：“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并与《高祖本纪》的“十年七月”、《卢绾传》的“十年秋”相合。案十年七月癸卯为十三日（张家山汉简《历谱》），当日立秋（徐锡祺：《西周（共和）至西汉历谱》，第1290页），记载可信，这是陈豨之反的时间上限。又《史记·卢绾列传》《彭越列传》均载陈豨反于秋季，而十年的秋季从七月癸卯立秋延续至后九月乙亥立冬。可见陈豨反于七月、八月或九月都是合理的，九月说不可偏执。
      
       198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是汉初的一种案例集，其中的“狱史阑案”为我们提供了厘清这一问题的重要契机。该案判决记录云：
      
       十年八月庚申朔癸亥，大（太）仆不害行廷尉事，谓胡啬夫：（氵+獻）（谳）狱史阑，（氵+獻）（谳）固有审，廷以闻，阑当黥为城旦，它如律令。（《二年律令与奏谳书》，第339页）彭浩先生指出，这个“十年”据月朔可推知为汉十年，“太仆不害”即《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的“汲绍侯公上不害”（《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行廷尉事”是所谓的“行官”，指本官一时不在，而由他官暂时代行该官事务（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西书局版，第382页）。李安敦、叶山指出，“廷以闻”是“廷尉以闻”的简称，指廷尉将案件报告给皇帝，这表明该案的判决是由皇帝直接作出的（Law,state,and Socie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Volume.2,P.1206）。可见汉十年八月四日这天，公上不害以太仆之职代行一时不在的廷尉的事务，下达了刘邦对“狱史阑案”的判决。
      
       十年八月四日这天的汉朝廷尉是谁，又是因何不在而不能履职呢？根据《汉书·公卿表》的记载，汉五年廷尉为义渠，十年廷尉为宣义，那么公上不害于十年八月行廷尉事，若非在宣义就任前顶替义渠，就应是在宣义就任后顶替宣义。而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宣义于十一年“二月丁亥”封侯，不害则于“二月己巳”封侯，旧本《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则作“三月乙酉”，梁玉绳已辨二者并误（《史记志疑》，第59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作“二月乙酉”，仍不合历朔。今案十一年二月丁亥朔，无乙酉日；且《侯表》的记载以受封时间为次，不害之前的戚鳃的受封时间也误为“二月乙酉”，之后的吕臣则受封于“二月辛亥”即二十五日，因此不害的受封日期最有可能是在“二月己酉”即二十三日，因形近而讹为“己巳” “乙酉”。宣义和不害的“侯功”分别为：
      
       （宣义）高祖六年为中地守，以廷尉击陈豨，侯，千二百户。就国，后为燕相。
      
       （公上不害）高祖六年为太仆。击代豨，有功，侯。千二百户。为赵太傅。
      
       按照《史记》《汉书》诸《表》的文例，“以廷尉击陈豨” “为太仆。击代豨”，说明宣义、不害是在廷尉、太仆的任上从军击陈豨的。又据 《汉书·高帝纪》，陈豨反于十年九月，那么不害于八月以太仆之职摄行廷尉事，其后宣义就职廷尉，于是二人于九月分别在太仆和廷尉任上从军击陈豨，似乎是最自然的解释，李开元即主此说（《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287页）。但若细绎史料，即可知此说是难以成立的。
      
       据《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等材料，刘邦于十一年春击破陈豨军，又克东垣，于春正月返回洛阳，用夺取的代地和部分赵地封刘恒为代王，取得战争初步胜利。作为标志性事件，克东垣不晚于十一年二月（《韩信列传》《高祖本纪》），立代王则在十一年正月丙子即二十日（《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而从十二月癸巳到三月癸酉的这段时间，包括宣义、不害在内的十六人相继以击陈豨功封侯（《侯表》），这显然是初步取胜之际的集中论功活动。以上三事的时间相吻合，可以推定，平陈豨第一阶段的战事应结束于十一年春正月。而当刘邦击陈豨初步取胜返回洛阳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故梁王彭越“复谋反”一案：
      
       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彭越死后，刘邦于十一年二月丙午即二十日改封刘恢为梁王，故该案的奏请不能晚于刘恢受封日。奏请其事的所谓廷尉“王恬启”，梁玉绳和当代学者唐子恒均指出其误（《“廷尉王恬开”小考》，《文史哲》2000年第3期），但此时宣义已非廷尉是毫无疑问的。从《侯表》来看，他应在十一年二月丁亥受封后不久即“就国”，直到十二年二月封燕王刘建后就任燕相。
      
       若认为宣义任廷尉是在“八月癸亥不害行廷尉事”之后，则其任期处于十年八月到十一年二月之间，几乎完全处在击陈豨第一阶段的战事中。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廷尉肩负着“决疑当谳，平天下狱”的重任，仅《奏谳书》中就保存有八件高祖时期地方奏、谳至中央的案例，足见当时廷尉的日常事务并不轻松，宣义要在戎马倥偬中兼顾本职，几乎无法合于事理。
      
       相比之下，公上不害所担任的太仆一职则不受从军的影响，因为“仆”类职务本为侍从性质，《周礼·大仆》郑玄注：“仆，侍御于尊者之名。”又承担为主人驭车的任务，《左传·文公十八年》杜预注：“仆，御也。”太仆作为君主的侍从近臣和驭手，能时刻伴随君主左右，在行军途中也是如此。太仆在行军途中代替廷尉为皇帝上传下达奏谳案件，其情形与松柏汉简“令丙第九”规定的向皇帝献枇杷要送至“行在所司马门”是类似的，太仆和司马门都有车政、马政的职掌，不但便于执行传达工作，也是距离“行在所”最近的外朝职官。
      
       综上所论，“十年八月癸亥太仆不害行廷尉事”更应发生在宣义就任廷尉之后，而他们以廷尉、太仆之职从军击陈豨则是八月癸亥之前的事。整个来龙去脉可厘清如下：十年八月癸亥即四日之前，刘邦已从关中出兵击陈豨，廷尉宣义和太仆公上不害等人从军，行军途中，“狱史阑案”由胡县上谳至“行在所”，因宣义无法视事，便由公上不害代行廷尉事务，向刘邦上奏该案，并于癸亥日下达了刘邦对该案的判决。
      
       林剑鸣先生叙述陈豨事时说：“九月，豨公开宣布反汉” （《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7页），将陈豨九月反理解为 “公开宣布反汉”，是一种很好的启发。照此思路，则所谓陈豨七月反或指七月召豨不来，八月反则指刘邦于八月出兵征讨，九月反则指陈豨于九月“自为立王”，公开反汉，各种歧说的实质不过是畴人书法的不同而已。
      
       以上所论还可与如下事实相契合。《史记·高祖本纪》载十年“九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可知九月时刘邦的军队已经抵达邯郸，陈豨于该月公开反汉，大约与此不无干系。案《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一月癸巳从宗周出发，戊午渡孟津，《律历志》作者计其行程为：“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这可视为西汉末期人对行军速度的认识。如上说，刘邦的军队八月从关中出发，九月抵达邯郸，这是非常合乎当时的行军里程的；反之，若认为九月才发兵，当月即抵达邯郸，则无疑过于急促了。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