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迪
      
       大师
      
       【74岁高龄的“年轻”党员】
      
       ◆1984年12月,陈彪如教授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在他一生的旅途中又扬起了新的征帆。陈彪如谦虚地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过了平凡的一生。”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要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终生。他不只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退休后，陈先生笔耕不辍，坚持每年写一本书，一写就是十年。
      
       【做学问就要耐得住性子】
      
       ◆很多人做学问，总是把目光投向社会的热点。陈先生则教导学生，“当一个项目没人搞的时候，你就要抓紧时间去钻研。等到热点起来，你自然走在了前面。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做研究，不要被社会上的热点左右”。做学问要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这样要求别人，因为他自己一路就是这样走来的。
      
       【当大师遇到大师】
      
       ◆至于系办公室主任的人选，陈先生认为哲学系的一位女同事最合适。于是，他请学术秘书周洁卿去找冯契教授要人。小周不敢耽搁，隔天一早就去登门。冯先生正在吃早饭，听明来意，只说“不要紧，可以的。老先生那么多事情，还要考虑这个”。当大师遇到大师，这世间就有了一种默契——叫做惺惺相惜。
      
       “我们人才少，更不能误人子弟”
      
       “学术思想不可以脱离现实。经济学人提出的观点不能够离市场很远，要为市场服务”，这是陈彪如对学生的训诫，更是他终其学术人生所秉承的信条。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多年来，陈彪如坚持带领团队去四大行调研。至于国际结算、外汇等课程，他索性亲自出马，请来银行实务部门的“专家”来校授课。问他这么做的原因，他只说了轻描淡写的一句“我们人才少，更不能误人子弟”。
      
       陈彪如先生常说,“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只能作短暂的逗留,只有献身社会,才能真正理解短暂生命的意义。我要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攀登科学高峰。这是一生中推动我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
      
       【学术档案】
      
       陈彪如（1910.12.10-2003.7.4），经济学家。原名陈有炳，福建福州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194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1952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教授，曾任经济系主任、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等。长期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国际金融等方面的研究，对国家经济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著有《国际金融概论》《国际货币体系》等，主编《国际金融学》等。
      
       1910年12月10日，陈彪如生于湖北孝感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九岁那年，随家移居河北周口店，入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历时五载，私塾先生对于学生近乎苛刻的要求，却养成了他严格的自律。当少年两鬓斑白，每每掀起儿时的记忆，陈先生依旧难掩对启蒙恩师的感激之情。
      
       1924年，陈彪如来到河南信阳读中学。两年后，入读北京汇文中学。
      
       为何帝国主义肆意祸我中华？为何同为炎黄子孙，却军阀混战，害民不聊生？究竟何为国际关系之基本准则？到底什么是一国政权组织之最好形式？1929年，19岁的陈彪如带着这些困惑走进清华大学政治学专业。他笃信，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答案。
      
       水木清华，韶华四载，从政治思想史、比较宪法，到国际关系，再到国际公法，十几门政治学课程的研习并没能给陈同学一个明确的答案。课余时间，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追寻真理的脚步。
      
       有一点，年轻的陈彪如倒是想明白了——如何改造旧的中国？路，只能靠国人自己去求索。
      
       从投笔从戎，到经济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陈彪如拍案而起，和同学撰写长文《国际舆论与东北问题》，发表在《大公报》上。青年梦醒——建立一种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绝非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那般纸上谈兵。
      
       1933年，陈彪如本科毕业，进入研究院继续深造。一年后，由于家庭负担过重而辍学，不得不为生计奔走。这段日子里，他走过很多地方，目睹了同胞在贫苦生活中的痛苦挣扎。他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却也夯实了一位书生对于真实、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理解。几十年后，作为大经济学家的陈彪如依旧训导学生，“青年人应当有远大的抱负，但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多读书，多观察，多接触社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从南京辗转入川，一路上目睹日本侵略军的凶狠残暴，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与无能。怒其不争，却无所适从。
      
       国民经济因连年战事而遭受严重破坏，陈彪如深感战后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是一项多么艰巨、更重要的任务。无疑，没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一切都无从谈起。就此，经济救国的种子埋进了这位政治学科出身的年轻学人的心里。
      
       1944年,陈彪如远渡重洋，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是时的哈佛校园里荟集了熊彼得、汉森、哈勃勒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里昂惕夫等数位世界一流经济学家。这一次，经济学成了陈彪如的不二之选。
      
       就此，陈彪如走上了经济学研究的道路，终其一生。
      
       学政治的转身搞经济，其难度或许超出了“可想而知”的范畴。其一,当时国内外在经济学研究上存在巨大差距：在西方，凯恩斯理论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广泛应用数据和模型对经济进行宏观分析，而国内学界还停留在马歇尔经济学时代。这种脱节使得陈彪如眼中的西方经济理论愈发玄奥、神秘；其二，大师学养远非常人所及，其授课风格自然行云流水，要跟上老师的节奏，课前、课后的功夫只有学生自己才知道；其三,哈佛大学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习惯了“为师乃父,为师如父”的中国学生而言，教育理念之差异需要学生一一应对。在近乎无师的情况下，证明自己也在世界经济的“最强大脑”之列，其中的辛苦，只有陈彪如自己才清楚。
      
       是时，凯恩斯的信徒吹嘘其理论是西方经济思想的一次“革命”。对此,陈彪如感到很新鲜。它确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统治着经济学界，而且左右着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值得花精力和时间去研究。
      
       此时的陈彪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没有非常了解，没有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不可能对凯恩斯主义作出科学的剖析。但至少有一点，陈彪如是肯定的：凯恩斯的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出发点的，并不适合经济落后的国家，以他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只身西行取经，是为探索经济治国之道路。而求取 “真经”后，却得出“任何要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寻找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的结论，不免让他痛心疾首。
      
       1946年底,陈彪如顺利取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他毅然回国,受聘为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不久兼任经济系主任。在学校教书，本该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一方面可以翻译几本当代经济学的代表作，使国内学界得以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他计划在评价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
      
       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陈彪如不得不为生计所困，无法静下心来做学问。他意识到，脱离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科学文化是很难发展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学术理想才成为现实。
      
       从西学译介，到学术体系建设
      
       解放后，暨南大学撤销，陈彪如先后在复旦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政治教育系教授,教授政治经济学。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系统、深入的研究，陈彪如恍然大悟：从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没有找到的答案，原来都藏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后，陈彪如着手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客观、严谨的批判工作，先后完成了 《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批判》（1957年）和《什么是凯恩斯主义》（1960年）两本著作。1975年，《什么是凯恩斯主义》被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被称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凯恩斯主义的一本书，是中国出版的有关凯恩斯文献中最详细的一本”。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左倾思潮影响,经济学界全盘照搬苏联模式，与西方经济学界处于完全隔离状态。陈彪如则保持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坚持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不能放弃：其一，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根据其经济理论制定的,只有了解了他们的理论基础才能理解其政策之形成及发展变化；其二，简单地全盘否定西方经济理论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科学分析。
      
       这一时期，陈先生坚持以翻译的形式介绍西方经济思想，先后出版《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利息理论》《凯恩斯经济学评述》《统制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评述》《宏观经济理论》《现代经济学导论》《经济理论的危机》《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九本当代西方经济学代表作，共270万字。《利息理论》等书乃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为我国经济学界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财富。
      
       厉以宁先生曾评价说：“陈彪如先生是我国国际金融学科的著名学者和创始人，是国内系统提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基本框架的第一人，更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国际金融教育的启蒙者。”作为我国最早研究和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作为我国最早开展国际金融研究的倡导者之一，陈彪如先生在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汇率、国际金融制度改革等方面所做的系统研究，对国家经济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先生倡导理论研究要与实践相结合，理论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形势下，陈彪如决定加紧对国际金融的研究,尽快开拓这一新兴学科。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国际金融与“四化”建设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其次，国际金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应尽快将其填补。
      
       20世纪70年代末，陈彪如就将国际货币制度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开拓国际金融学科的突破口。他先后在 《当前国际货币制度问题》《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危机》《国际储备体系的最新发展》等一系列论文中阐述了他的国际货币制度理论，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反响。
      
       “作为学人，其学术观点当是冷静思考、深入研究的结果，不可人云亦云”，这话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却难之又难。可是，陈彪如做到了。
      
       改革开放之初，陈先生就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将面临诸如汇率剧烈波动、国际收支严重失调等一系列困难与挑战,这就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公正的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秩序的历史事实，恰恰验证了其理论根底之深厚和学术创新之精神。
      
       陈教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国际货币问题，他从货币的本质和形态的辩证统一关系入手，分析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在《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看国际货币改革问题》(1983年)一文中提出，“特别提款权与黄金挂钩、实行一种新型的金本位制，重新建立比较稳定的货币体系”，其主张与同时期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特里芬和麦金农的观点不谋而合。
      
       1981年3月，陈先生在《东西方货币关系展望》一文中指出，东欧国家长期同西方割据的状况将要结束,它们将逐步向国际金融机构靠拢。不出一年，匈牙利、波兰等国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3年6月,陈彪如教授针对西方经济学界担心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债务危机将会酿成一场全面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明确提出，金融属于流通领域，它的发展和变化应该同经济周期相联系，而当时世界经济正处于开始复苏阶段，对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这次债务危机的最终结果再次验证了陈先生对国际金融研究之深入、见解之独到。
      
       1987年，陈彪如完成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他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国际金融概论》(1988年出版)，该书的问世标志着陈彪如独具特色的国际金融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而此时的陈彪如，已是78岁高龄的老先生。恰是祖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春潮使他精神抖擞、壮心不已，又一次在万马奔腾中竞逐东风。1990年，该书获得金融系统教材一等奖。1992年，再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不出两年四次重印，占据全国各大高校讲台十余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金融人才。
      
       今天，多少中国金融学科栋梁之材都是当年读着陈彪如的这本教材成长起来的。
      
       晚霞似火、老骥伏枥
      
       1979年，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世界经济研究室，由陈彪如教授领衔，着重研究国际金融。很快，这个研究室成为了全国最有影响的国际金融研究机构之一。
      
       1984年底，华东师大设经济系，陈彪如受命任系主任。虽已近耄耋之年，他却仿佛刚刚开启了人生最美的韶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个经济系究竟该长个什么模样？陈老先生心里有数。建系需要哪些人才？陈老先生心中始终盘算着。至于系办公室主任的人选，陈先生认为哲学系的一位女同事最合适。于是，他请自己的学术秘书周洁卿去找冯契教授要人。小周不敢耽搁，隔天一早就去登门。冯先生正在吃早饭，听明来意，只说“不要紧，可以的。老先生那么多事情，还要考虑这个”。当大师遇到大师，这世间就有了一种默契——叫做惺惺相惜。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彪如教授就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出发，论证了上海发展金融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战略：坚定地走外向型道路,金融中心建设与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建设相协调，上海与邻近境内外金融中心的关系应是既合作又竞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先规范化、然后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那还是一个“高等教育常常把重心落在教学上面”的时代。对此，身在其中的陈彪如却有自己的想法，“科研搞上去，教学才有生命力。至于如何把一个项目从小做大？切入点可以很小，然后一步一步做大”。他积极组建科研团队,将国际金融理论联系实际，着重探索“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等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提供咨询、为利用外资提供理论依据，进行汇率预测，进而规避汇率风险。
      
       引进外资需要了解和熟悉国际金融市场，但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尚无一本系统研究国际金融市场的书籍。为了尽快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1982年陈教授的《国际金融市场》与读者见面。美国匹茨堡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中国人民银行讲学时称，“这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本系统研究国际金融市场的书籍，内容不亚于国外同类教材”。该书被一些高校引进，作为攻读国际金融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之用。
      
       陈彪如赞赏爱因斯坦那句：“科学研究好像钻木板，有人喜欢钻薄的,而我喜欢钻厚的。”更爱宋人黄庭坚“泛滥群书，不如精于一”的主张。书海浩如烟海，即便废寝忘食、争分夺秒，也不可能将所有书籍都从开头读到结尾。采用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的方式，对经典著作进行精度，仔细琢磨。对于一般参考书目，则采取泛读的方法，浏览中也常常会收到“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既“破万卷”，又“攻一书”，两种方法有机统一起来，学业自然会大有长进。
      
       陈先生常勉励年轻学者：其一，近年来，经济学变得愈来愈专门化，其门类也愈来愈多，所以现在的经济学家只能专门研究经济学的某一分支；其二，早期经济学基本上没有数理分析，而现在经济学家则注意建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用逻辑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这是很可取的；其三，早期经济学家更多地关心抽象的经济理论问题,现在经济学家更多地参与政治和商业活动,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探讨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如何运转等问题。
      
       这恰是陈彪如先生认为“我们要走的路”。
      
       陈先生常说，“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只能作短暂的逗留，只有献身社会，才能真正理解短暂生命的意义。我要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攀登科学高峰。这是一生中推动我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
      
       2001年，陈彪如先生91高龄之时，其封笔之作——《陈彪如文集》出版。而后陈先生将毕生学术成果经周洁卿教授之手，转交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只留下一句“以方便师生查阅，希望对后辈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