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
      
       六朝时期，伴随着南北政权持续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对峙，此前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的“江南”终于迎来了被激活的发展契机。对于从中原流亡播迁至此的大批士庶而言，最先触动他们的无疑是江南一带特殊的地理风貌，由此也顺理成章地引发了晋宋以降山水文学的迅速崛起。在“山水方滋”之际，“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文学创作吸引了大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力，以致往往忽略了在森翳氤氲的山水描摹背后其实还潜藏着诸多纷繁曲折的隐秘。
      
       魏斌的近著《“山中”的六朝史》就尝试转换视角，在“神圣地理学”或“神圣空间”理论的启发下，梳理出不少可资重新理解六朝文化递嬗衍变的新线索。全书分为“山岳祭祀”“神仙、洞天与道馆”“山寺及其周边”和“山居与记述”四个板块，共汇集了九篇专题研究，着重研讨了中古时期山岳文化景观的重塑历程。作者努力从经济脉动、移民迁徙、阶层流动、政区设置、都城布局、知识累积等多个角度去钩稽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从而呈现出更为宏阔新异的多元景象。
      
       纳入该书考察范围的并非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名山”，有时难免缺少可供依傍的研究成果。不过作者凭借着极其敏锐的问题意识，非常善于从前人习焉不察的事件中抉剔出意味深远的细节。同时，由于作者在研究方法和考察视野上的多元取向，使得不少史料被开掘出更丰富的新价值。
      
       六朝文士热衷于山居生活，留下过大量生动真切的文字记录。如梁代作家刘孝标曾在东阳金华山筑室隐居，并撰有《东阳金华山栖志》，《梁书》本传即称“其文甚美”，日本学者小尾郊一的名著《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邵毅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也着重分析过全篇创作主旨，指出此文“可以说是一部游金华山的游记”，“是只有爱好山水和打开了对于自然美的眼界的人才能叙述的自然描写”，表彰其在山水文学演进中的特殊地位。魏斌在《山居与生活世界》一章中则另辟蹊径，以刘孝标的叙述为主要线索，参酌其他相关史料，详细探究了山居生活的日常图景及其与世俗世界沟通交流的途径——刘孝标隐居时，有不少追随者从其问学；山舍旁既有寺院又有道馆，他平日和其中的僧侣、道士也多有交游往来；稍远处则是著名的双龙溶洞群，相传皇初平（黄大仙）曾在此得道成仙，因而成为民间信仰的圣地；而不少山民也在附近聚居，利用山泉良田进行耕作。这个由隐士、僧侣、道士和山民共同组成的“山中”世界，既因为生活空间的交叉重叠而存在着内部不同信仰之间的接触、冲突和协调，又通过物资流通、游历交往、弘法传教、布施供养等多种方式与外部世界构成更加错综繁复的网络。
      
       在新史源的深入开发和充分利用方面，作者也多有建树。全书征引了大量石刻碑铭和祠记寺志，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不过在实际应用中更值得关注的，倒并非作者善于利用那些残存文字进行史实考证，而是将相关文献集聚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进行宏观的审视，有时甚至让那些已无文字遗存的支离片段也能够进行“无声的言说”。在《南朝佛教与乌伤地方》一篇中，作者整合了出现在东阳郡乌伤县的四通梁陈时期的佛教碑刻，综合考察了佛教在江南民间传播扩散的特定方式。这四通碑刻虽然在南宋时成书的《宝刻丛编》中有过著录，但仅有傅大士碑尚有部分内容留存，其余三碑文字均已亡佚，似乎已无剩义可供继续考较。而傅大士又出身于社会底层， “本不学问” （吉藏《中论疏》），在佛教义理方面并无卓异贡献。因此前辈学者如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尽管提及傅氏“自谓为弥勒降生，颇显神通，以致奉者若狂”，但对其烧身供养等行为仅视作“宗教情绪热烈之表现”，并未再予细究。该书则以碑刻所述为中心，进而旁搜远绍，钩沉索隐，对乌伤地区佛教初传的线索、村邑佛教信仰的传布途径、傅大士教团的日常运作及其寻求官方认可的曲折经历，都做了相当翔实的考述，为深入理解六朝民众的信仰世界提供了鲜活的个案。
      
       传统文史研究者往往习惯于埋首经籍而穷搜冥讨，《“山中”的六朝史》则格外注重“将文献考证、地图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前言》），作者在研究中也确实身体力行且行之有效。在《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一章中提到了道教圣地茅山在梁代刻立的《九锡真人三茅君碑》，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三茅君生平事迹，使其能够传诸久远，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碑石树立的地点居然选择在被部分道教徒诟病为“秽炁多”（陶弘景《真诰》）的山南大洞口，颇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作者在考辨文献之余又辅之以实地勘察，强调此次立碑的九十余位参与者包括了天师后裔、三洞法师、上清弟子等多种来源，彼此在修道方式上虽然存在很多差异，但在日常信仰活动中也存在着异中有同的现象。尽管山南洞口受到过上清系道士的批评，却是诸多教派一致认同的圣地，地势开阔平坦，周边道馆林立，树碑于此实际上是不同教派妥协共存的结果。全书有不少研讨都穿插着类似的实地探访，足见作者颇有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极具补偏救弊的意义。
      
       通过对隐蔽于山林之中的“神圣空间”进行细致入微的知识考古，《“山中”的六朝史》确实揭示了不少可以继续细化深入的研究领域。不过如此全面系统的梳理毕竟仍属筚路蓝缕，作者在行文之际也曾屡屡慨叹由于文献无征，有些考辨尚无法得出结论，只能暂付阙如。而在千头万绪之下偶尔也不免顾此失彼，有些论述评判似乎还可再做推敲斟酌。比如书中数次提到南齐文士孔稚珪所撰的《北山移文》，认为其主旨是对原先隐逸于钟山尔后又应诏出仕的周颙所作的讥刺批评，这就很容易引导读者将文中所述的山林与庙堂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其实晚明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早就怀疑此文不过是“调笑之言”，今人王运熙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收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里更指出这“只是文人鼓弄笔墨、发挥风趣、对朋友开开玩笑、谑而不虐的文章”，并无斥责周颙“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意味。如果依循这样的判断来重新绎读这篇骈文名作，恐怕更能佐证作者所一再强调的山林内外两个世界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不断互动交融的结论，而不至于让读者产生误解和困惑。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