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见习记者 吴金娇
      
       当下文学如何反映时代？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文学现象，作家以何种姿态写作？在日前举行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第五辑”新书发布会上，丛书主编白烨、邱华栋，作家阿乙、计文君对此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在社会与文化等因素的合力推导下，文学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更加多元，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代际更替，但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文坛“三分天下”，严肃文学仍将引领基本走向
      
       1992至200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跨世纪文丛”，7辑67本作品有点有面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当时国内众多知名作家和文学新秀，王蒙、贾平凹、余华、池莉等59位作家均曾以名篇新作加入文丛，在纯文学低迷时期给彼时的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
      
       接过“跨世纪文丛”的重担，自2015年起，长江文艺出版社启动“新世纪作家文丛”，从新世纪富有创作活力的小说家中遴选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对这些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让更多有蕴含和品质的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
      
       白烨认为，近20年过去，文学与文坛发生了“三分天下”的结构性变化，即以传统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种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不只表明它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它应有的艺术高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在他看来，喧嚣之中仍有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作者怀揣执著，身负重压，蹒跚前行，作为出版人没有理由袖手旁观。
      
       邱华栋认为，“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特点在于“三性”，即“文献性、文学性和生长性”。文献性是指丛书的体例收录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并附录一篇评论和创作年表，“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文献性的整理，给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教学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文学性指所选的作家作品“面对大众也很可读、很好看，入选作家写得很有意思，个性纷呈、面目清晰、文本独特、才华横溢”；生长性强调文学作者的更迭，“从早年的跨世纪到现在的新世纪，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代际更替”。文丛主要瞄准当下在小说创作领域比较活跃的70后作家，同时收录其他代际作家作品。“文学最大的特点不是80后必然取代70后、70后必然取代60后，而是同时在场写作。”邱华栋说。
      
       作家只有贴近生活，才不会在写作中怯场
      
       在近代，乡土文学一直充当关于中华民族国家寓言写作的象征。鲁迅、沈从文等作家从不同方向构筑乡土小说的脉络，塑造了或迟缓封闭的乡村，或宁静悠远的田园乌托邦。随着经济发展，“到城里去”的持久冲动和精神上的返乡冲动在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在韩少功的《归去来》、贾平凹的《商州》等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均有极具象征性的表达。
      
       作为丛书第三辑收录作家之一，阿乙长期倾心乡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阿乙的创作不再止于乡村，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小镇、县城、城市。“国外很多汉学家更关注21世纪的中国，所以他们很期待在年轻作家身上看到城市的描写。”阿乙说，“如果这套丛书能够及时嫁接到汉学家那里，会方便他们了解中国新一代作家在写什么。”作为丛书第五辑收录作家之一，计文君的写作典型反映城市主题。两位作家的写作以一种有趣的相遇呈现了当前我国文学作品中农村与城市两大母题。
      
       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是否完全割裂？观察他们的写作，不难发现，城市文学的写作自始至终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有关城市的想象始终与对乡土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对于城市文学发展的考察，没有乡土文学的参照及其作为他者式存在，便不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样，书写乡村生活的小说，也不应当陷入“老龄化”“空心化”等关键词的窠臼。在阿乙看来，乡村之美，在于其包容一切的大地性，这是城市所没有的特质。“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乡村于我而言是可以安放灵魂的家。进入城市，也要了解乡村。作家只有贴近真实的生活，才不会在写作中怯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书是媒介，作家通过书走向读者。在今天书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我们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书写这个时代的方式也不得不改变。”计文君说，尽管时代在变化，优秀作品的标准却从未下降，“每篇小说的创作都需要作者回答什么是小说和什么是好小说，需要放在人类文明史的维度进行考量。” （本报北京1月12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