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欣
      
       胡适日记中，有关疾病的记载不胜枚举。前期主要是伤寒、腹泻等小病。迈入中年后，肛周疾病、肾炎、心脏问题开始出现。其中，胡适的痔疾格外出名，在1922-1923年的日记中曾反复出现，十分仔细连贯。作为文坛名人，胡适的痔疾几乎人尽皆知。以至于1930年郁达夫身患痔疮时，向胡适去信，询问求医的地址。胡适对此不甚避讳，显然与当时的时代风气有关。而其诊疗时中西医法的选择与疗效，也可一窥民国时复杂的中医形态与矛盾的中医观念。
      
       关于痔漏的记载，胡适日记首见于1922年7月，次年5月复发，1925年底在上海根除。其中的中医参与可分为三类：亲友提供的“家庭医疗”、北平名医陆仲安的诊看、痔漏专家潘念祖。
      
       1922年7月间首次发作时，胡适就觉得“坐如针毡，吃完饭匆匆回家，面已失色，痛得很厉害……”因晚间无法就医，只好接受江冬秀大姐江润生提供的偏方：将生男星、生大黄、冰片三药捣碎，用醋涂上。这些药材有清热止痛、攻积导滞、散结消肿之效。另外，江冬秀也多次提供药方给胡适服用，包括黄连、黄芪等泻药。这些家庭中医疗法，内服药似不起作用，外用药虽能暂时软化脓肿、缓解疼痛，面对复发也无可奈何。因此胡适使用这些药方时，多是事发突然、疼痛难忍的无奈之举，不乏试验的成分。
      
       名医陆仲安与胡适渊源颇深，早在1920年，胡适即因脚部浮肿，于协和医院诊治无效后，请陆仲安开方，诊为“脾肾两伤”。胡适痊愈后，于次年3月为其藏画《秋室研经图》题跋表示感谢：“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又在日记中称：“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此后，陆仲安几乎成为其家庭医生。因此，1922年痔疾突发时，陆氏作为第一位上门诊看的医生，诊为痔疮。但陆仲安未参与此病的疗愈，至多在日常护理中略起作用。
      
       1925年，胡适在上海宝隆医院再次开刀后，经一位西医介绍，请痔漏专家潘念祖治疗。有关潘氏的记录有限，其人也并非陆仲安一类的职业中医，还是“吃鸦片的，上午不看病，下午才门诊，晚上才出诊”。医费也颇高，好像是“一百五十块银圆”。或许碍于潘家秘方，胡适未记述其诊疗方法。但此后36年不曾复发，可见潘氏诊疗的有效。参考另一民国痔漏专家黄济川写作的《痔漏治疗法》，潘氏的医法可能采用了外科的“挂线”法，结合多种内外用药，兼以药熏等日常护理。
      
       胡适在协和、宝隆医院接受的两次手术，都是西医的切开引流法，容易复发。陆仲安及家庭医疗不起作用，是由于这些药方不完全对症。而参照黄济川的行医经历，潘氏秘方应是一种民间行医经验所得的“手艺”，因此屡试不爽。
      
       胡适对中医始终持基本的批判立场，提倡“废医存药”。观察其痔疾的诊疗，这一立场也很鲜明。对中医药方，胡适始终持怀疑的试验态度。向潘氏求医，也是由西医推荐。而潘氏虽治好了胡适的病，胡适文中却无记载，也未因此转变对中医的批判。相比之前对陆仲安的酬谢，潘氏的功劳显得微不足道。
      
       现在来看，潘氏等痔漏专家应属中医外科。但直到现代医学教育建立以前，正骨、治疮乃至拔牙等医疗活动，多由赤脚医生从事，与内科为主的儒医有根本区别。这些外科医生的疗法大多是经验积累，在父子、师徒间代际相传，形成一种特殊手艺，社会地位远低于儒医。如潘氏依靠家传秘法，行医安排很随意，要腾出半天来抽鸦片。尽管这些医生的疗法中也包含一定比例的内服药，但药方的有效性依靠长期专门操作中的试验，与全科医生的药方有本质不同。
      
       因此，尽管潘念祖根治了胡适的痔疾，但其系“江湖郎中”里的专科医生，不属于胡适、鲁迅等人探讨的“中医”范畴。胡适的谢意也不过是“一百五十块银元”，与剃头匠、裁缝等从业者待遇相同。
      
       由于中医的概念界定，胡适讨论的中医药主要指全科儒医，“铃医”并非其讨论对象。与概念的模糊相似，胡适的中医观也是暧昧的，体现着其思想的矛盾。一方面，胡适作了许多号召全面西化、批判中国传统的演讲，又在另一类演讲中强调“整理国故”，弘扬“国粹”。面对这种矛盾，胡适自述为“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痔漏的诊疗也为这种矛盾作注。主动寻求西医无果后，胡适曾试验地服用中药，并最终求诸“中医之外”的“江湖郎中”，由此可见民国中医问题的双重矛盾。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以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医疗为前提，中西互补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