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栋全
      
       当《沂蒙山小调》动机在民族歌剧《沂蒙山》序曲中回响时，山东地方特色的音乐就与“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交织在了一起，就与观众交织在了一起，就与人民交织在了一起。当台下的观众不禁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哼唱时，当观众被剧中人物的生死抉择感动流泪时，当观众用掌声和泪水陪伴剧中牺牲的角色登台谢幕时，当观众在散场后仍不禁哼唱主题歌时，我们就知道歌剧《沂蒙山》选择了观众，选择了人民。
      
       用歌剧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早有优秀的先例。威尔第早期创作的歌剧基本都顺应了意大利“复兴运动”的热潮，以反抗外族入侵的爱国题材为主，旋律朗朗上口，迅速在意大利民众中传唱，甚至当时以威尔第的名字组成的口号成了爱国主义的象征。《沂蒙山》作为一部弘扬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歌剧，展现了不逊色于歌剧大师威尔第爱国歌剧的优秀品质。
      
       故事题材上，《沂蒙山》以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人民与八路军战士相互扶持、共同抗日为线索，挖掘生死攸关时刻村民与八路军不畏牺牲的崇高抉择，让两对主角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闪耀炽热的光芒。而一部优秀的戏剧最难的是构思戏剧冲突，爱国主义题材中常见的正邪对抗并非歌剧所长，对歌剧来说，最拿手的是抒情咏叹。那戏剧冲突何来？《沂蒙山》给出了良好的解答。剧中冲突集中在人物面临的生死抉择，从一开始海棠选择放丈夫林生参军开始，到孙九龙和村民选择牺牲自己保护八路军伤员，再到海棠选择牺牲自己的孩子保护八路军的孩子。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沂蒙山人民始终如一地选择跟党走，是将情感力量推向高潮的内在动因。
      
       面临重大抉择不仅仅是在剧情之中，更是在歌剧的构思与创作之中。选择悲剧还是喜剧？编剧王晓岭选择了震撼心灵、催人泪下的悲剧，但在悲剧结局留下了希望的火种。戏剧结构上，《沂蒙山》有六幕，每幕均以喜开场以悲结束，以反差积聚张力，情感力量层层叠加，至全剧结束达到高潮，催人泪下。令人惊喜的是，悲剧所缺失的“大团圆”在演员谢幕时，以一种超现实的“幻想”场景实现——这种独特的谢幕方式效果极佳，台上英雄们终于幸福“团圆”在一起，席间已有观众泣不成声。
      
       对于“全景式”史诗歌剧，选择塑造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沂蒙山》给出了“质朴的人物，崇高的英雄”这一解答。《沂蒙山》的主角是普通农民和八路军战士，但这些质朴的人物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海棠是沂蒙山红嫂的典型代表，她不仅筹集军粮，掩护八路军伤员，独自抚养八路军的孩子，更在生死时刻牺牲自己的孩子拯救了八路军的孩子，大爱无疆；村长孙九龙在日军扫荡时，带领沂蒙山的男子汉们代替八路军英勇赴死，可歌可泣；林生在民族危亡之际舍小家为大家，在生死危亡的时刻舍小我为大我，豪迈悲壮。他们身上闪耀着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他们身上凝聚着无私奉献、为国为民的民族气节。
      
       选择分曲结构还是贯穿结构？分曲结构将独立的唱段按照次序演唱，而贯穿结构中音乐连续不断。显然作曲家栾凯选择了前者，这也意味着每一首优秀的独立唱段结束，如若得到观众认可，观众可以奉上掌声和喝彩，从当晚《沂蒙山》收获观众的掌声来看，可谓相当成功。那么在这些分曲之间用什么来连接呢？是选择说白还是宣叙调？《沂蒙山》明智地选择了说白，这种方式更适合发挥汉语的独特美感。正因为汉语音调丰富多样，地方方言富有韵律，所以带有音高的宣叙调并不易体现汉语之美，反而说白更适合在剧中讲清楚故事。
      
       选择人声歌唱还是器乐表达？栾凯显然发掘了人声歌唱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将着力点放在了咏叹调上。《等着我，亲爱的人》《再看一眼亲人吧》等咏叹调风格多样，有的融合了戏曲板腔体的精华，有的带有地方民歌色彩，有的则带有群众歌曲的通俗色彩。在这些咏叹调中，器乐则主要承担着烘托气氛的功能，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舞台上，而不是乐池中，更容易让观众入戏。《沂蒙山》也试图解决挖掘中华民族特色音乐这一难题，从融合了民族文化和汉语腔词关系的中国民歌和戏曲宝库中汲取养料。民族女高音延续了《白毛女》《江姐》的优秀传统，饰演海棠的王丽达以扎实的民族声乐功底完美地塑造了这位崇高的红嫂，尤其是从第五幕开始有连续七首重要唱段，不仅需要扎实演唱功力，更需要极强的耐力和舞台掌控力。
      
       一直以来，民族歌剧到底用民族唱法还是美声唱法争执不下，民族乐器与管弦乐的融合也是民族歌剧思索的问题。《沂蒙山》给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既然用民族女高音王丽达担任了海棠，那么用美声抒情男高音王传亮饰演林生和女中音张卓饰演夏荷就需要稍加转化，旋律上用更贴近中国民歌的转音加花能有效地削弱音色上的差异性。而男中音歌唱家杨小勇饰演的村长孙九龙本身就需要有男中音的厚重感和力量感，声音融合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此外，选择扩音还是原声？西方歌剧演唱时往往不用扩音设备，乐队亦然。但是使用扩音设备能有效地解决声音融合问题，一方面保证观众能听清，另一方面能让乐队中的民族乐器与管弦乐队声音融合。
      
       《沂蒙山》乐队写作心思缜密，尽管器乐主要承担烘托气氛的功能，但富有民族特色，乐队中融合了竹笛、唢呐、琵琶等民族乐器，萦绕着中华神韵。每幕间的器乐间奏曲将幕与幕连接起来，让故事进展更连贯。指挥家杨又青对乐队速度把控精准，有效地支撑演员演唱。同时全剧有近20首分曲有合唱，分量很重，剧中合唱饰演了村民和八路军的角色，是诠释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绝佳代言。
      
       舞台设计理念强调真实性，为让演员和观众更容易进入角色，充分利用舞台高度和纵深，多层结构具有恢弘的史诗气韵和饱满的视觉冲击；连舞台天顶都不放过，用极具沂蒙山特色的柿树点缀。旋转舞台更是体现了对空间、时间的有效利用，随着舞台旋转就可在每幕短暂的间奏曲中实现场景的快速转换，真正做到了舞台服务于戏剧，服务于音乐，服务于观众。
      
       《沂蒙山》带来的不仅是一次视觉震撼、一次听觉享受，更是一场精神洗礼，在被剧中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感动之际，也带给我们对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反思。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沂蒙山》真正的把观众的需求作为了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赢得了观众的掌声。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