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
24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年从此前78位跃至46位后,今年再度提升,位列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这代表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领域的重大进步,同时更体现着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步。
从宏观上看,世行报告收集的数据涉及三个与政府有关的问题,即政府如何改变监管和发展私营部门,政府改革有哪些特点,监管变化对经济或投资活动的不同方面什么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改善营商环境的认识。从世行报告所确立的十个评估指标来看,其中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办理破产、获得电力等指标,非常直接地关联于政府公共服务覆盖与行政许可范围界定,它是检验政府服务效率和职能定位非常直接的指标,也是治理现代化的组成。就上海等城市在过去一年间所积极推进的相关改革来看,表现在充分转换政府职能和政府工作方式,在“放管服”的指导思想下,有效整合政府机构和调整服务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数据平台,以“一窗通”和“全网通”的平台功能解决了过去企业在营商中面对的繁琐流程,大大改善了政府服务职能和提升了办事效率;同时以数据为核心和基础的科学管理方式,带来的社会整体透明度和公平性的提高,更有利于市场良性竞争和法治秩序的建立和形成。而这种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善,从长期来看,将更有助于中国社会各组织机制的良性运转和全社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营商环境的全面改善,本身意味着对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以世行报告的指标体系来看,保护少数投资者、办理破产、执行合同、财产登记等指标领域非常直接地关联了司法公平和效率。而中国在四项指标领域,即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位居全球年度监管最佳经济体之列。这是令人欣慰的。当然,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某些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两个指标方面仍然存在短板。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要使合同执行和破产办理更能够以法律为依据高效落实,就必须进一步全面提升司法的公正性、透明性和执行力。而这恰恰可以作为国家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重提升点。
营商环境的改善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产物,必然在多个层面对社会治理产生溢出性影响。以营商环境要求的执行合同指标来看,如果更多的合同能够按照约定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在法律许可下得到有效的执行,这不仅是一个商业活动效率问题,它同时在某种程度会带动一个国家和社会以“契约和信用”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积累改善。正向的社会资本作为资源不仅增加社会信任,还在某种程度上会持续隐性地增加社会财富,而“社会资本”塑造的难题能够通过营商环境改善加以解决,本身就是促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
参看本次世行报告,要提升有关信贷获得指标,我们还要进一步努力。改善信贷环境,特别是中小企业信贷环境,不仅仅是金融体系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创新扩大的需要。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一个管理者,而是企业成长的“共同伙伴”,而当“伙伴关系”产生实际效用后,不仅金融环境在实际运作中会出现结果性改善,其综合性外溢效应也会带来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促进。
就结果而言,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是有直接性和全局性意义的,它不仅带来政府和司法行为改革下的社会经济效率的提升,还对吸收外部资本,包括引入高水平研发企业和汇聚高水平的科研人才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当下,我们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重大变革期,立足自身,对标国际标准,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不仅展示了中国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同时通过对于一流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环境塑造,本身更可以推动中国国家治理向着法治化、透明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前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