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今年正值塞林格百年诞辰，对他的阅读和讨论终将延伸到“麦田”之外。

    从1953年到1959年的六年里，塞林格以每两年一部小说的速度，在《纽约客》杂志上依次发表了《弗兰妮》《抬高房梁，木匠们》《祖伊》和《西摩：小传》。然后一直要到1965年，他发表了反响一般的《哈普沃兹16，1924》，这是他最后一次在《纽约客》杂志露面，也是其最后公开发表的小说。1965年以后，塞林格彻底离开了公众视线，但他的写作没有停止，直到他以91岁高龄去世。据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回忆，父亲每天写作5小时，坚持了近70年，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的写作处在“不发表”的状态。儿子在过去的十年里全副精力投入整理父亲的遗稿，他希望未来这些“素材”会给读者惊喜。

    其实，这些“素材”即便不构成惊喜，也足够值得期待。它们的存在以及未来可预期的出版，能让人们看清塞林格的写作进入了一片什么样的密林，到那时，讨论度不够高的《西摩：小传》和一度被轻视的《哈普沃兹16，1924》也许会迸发出价值光芒——一位青春的守望者，在坚决地戒除了现实世界以后，走向独白式的写作。

    “用兢兢业业的态度调度所有的技巧”，确立美国当代文学的行业标杆

    1961年，《弗兰妮》和《祖伊》合并成一部小长篇出版；1963年，《抬高房梁，木匠们》和《西摩：小传》结成一部小集子。然而从阅读体验出发，按照《纽约客》的发表顺序来读，会更理想。

    篇名里的人物弗兰妮、祖伊、西摩，以及《抬高房梁，木匠们》的主角巴蒂，都是“格拉斯家的孩子们”。大哥西摩最早出现在塞林格笔下，那是在《九故事》的第一篇《捉香蕉鱼的好日子》，他是一个苍白的年轻人，在佛罗里达的海滩边自杀。塞林格在和《纽约客》杂志深度合作的20年里，一直在写格拉斯家的年轻人们，他最后公开发表的  《哈普沃兹16，1924》里，西摩正面出现了，整篇小说是他给弟弟巴蒂的一封长信。

    在塞林格后期的这些小说里，《弗兰妮》《抬高房梁》和《祖伊》仍是“常规”的小说。作家把绝对的热情投入对小说艺术的追求，“用兢兢业业的态度调度所有的技巧”，《弗兰妮》和《抬高房梁》这两个短篇，确立了美国当代文学的行业标杆，定义着短篇小说写作的至高海拔。

    《弗兰妮》的篇幅很短，核心场景只有一个，格拉斯家的小女儿弗兰妮在周末去见男朋友赖恩，正陷在内心困惑中的弗兰妮和自命不凡的赖恩话不投机，两人吃了一顿潦草的中饭，最终弗兰妮的猝然晕厥结束了这次糟糕的约会。塞林格的作品里，感性层面特别动人的是他对“年轻”和“年轻人”的直觉，这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到了《弗兰妮》，他把“青春的无意识”用极致的写作艺术呈现出来。一对不怎么情投意合的恋人之间短暂的相处——揣测、躲闪、逃避、蔑视，甚至无聊，这些微小的莫名的暗流，被塞林格写出了悬疑片的紧张。“我习惯于接受别人的价值观，我喜欢掌声，喜欢看到别人为我疯狂。我感到羞耻。我厌倦了。我厌倦于自己没有勇气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弗兰妮对赖恩的这段对白，很容易被当作格言摘抄，但《弗兰妮》的好处，不在于格言式的金句，它弥漫着一股湿漉漉的让人惆怅又焦心的氛围，就像弗兰妮因为紧张而湿漉漉的额头，这也许可以形容为，年轻的情状。

    《抬高房梁》是塞林格式幽默的大爆发，带着雅俗共赏的好看。小说的主角巴蒂是格拉斯家的二哥，他承前启后地串联了家族叙事。时间从《弗兰妮》的1955年朝前拨到1942年，正在参军的巴蒂好不容易请到假期去纽约参加大哥西摩的婚礼，然而新郎没有出现在婚礼现场，混乱中，巴蒂意外上了一辆载满新娘家至亲的车，这群人被一场军乐队游行拦在半路上，在酷热的午后，他们无法前进，也找不到一个能打电话的地方，一筹莫展中，巴蒂只能把这些“不速之客”带回他和西摩的小公寓里……塞林格把一段婚礼事故写得热腾活络，六月的热浪里，脂粉和香烟裹着汗味，哭笑不得的意外一桩接着一桩，巴蒂一脚踏进人间的烟火气，迎接他的是无休无止聒噪又荒诞的剧情。“事故”的结尾是新郎带了新娘私奔，众人作鸟兽散，仿佛皆大欢喜。巴蒂独自在漆黑一片的客厅里醒来，回想起自己刚才意外读到的西摩的日记，滑稽戏转入正剧苦涩的频道——害怕被世俗的“幸福”绊住的西摩成功逃离了么？

    不想成为“写得很好看”的作家，回望“麦田”的精神脉络

    小长篇《祖伊》和塞林格的成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构成奇异的互文。《祖伊》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弗兰妮》之后两天，开始于格拉斯家的小儿子祖伊和母亲针锋相对的争议，结束于弗兰妮走出精神困境。《祖伊》的精神脉络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相似的，或者可以说，《祖伊》是生理上已经不那么年轻的塞林格对“麦田”的一次回望。在他写“霍尔顿”时，是以年轻的视角写一个年轻人的困境，他意识到世界有问题，但他的反叛有着温柔的底色，没有放弃将心比心的善良。《祖伊》相对于“麦田”，曾经“一往无前的年轻”被年近不惑的塞林格写出“天凉好个秋”的况味。在和母亲的对话里，祖伊散发愤世嫉俗的锋芒，而面对妹妹弗兰妮，他的“尖刻”既有对成人世界的冷嘲热讽，也是自省的，对年轻的局限有清醒的洞察。祖伊越是表现得清醒、矛盾和痛苦，塞林格就越是难掩他的温柔：他赞美年轻人，哪怕他们傲慢、挑剔、伤人而不自知，他赞美年轻人，因为他们努力地保存自我。霍尔顿选择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愿在悬崖边捉住每一个跑向悬崖的孩子。祖伊则在电话里对弗兰妮说：“我们应该为全人类去演戏。”——这简直是塞林格笔下最柔情的瞬间。

    写到《祖伊》，塞林格无疑已经是能把小说写得“很好看”的那类作家，但是他拒绝了。《西摩：小传》的叙事者是巴蒂，他在回忆大哥吉光片羽的往事时，展开了一段面向自己内心的沉思录。《西摩》的开篇，塞林格引了一段卡夫卡的话：“我的创作力变幻不定，无法直击真实人物的要害，反而在我的一往情深中迷失了自己。”在正文里，身份是作家的巴蒂又不时调侃了文学编辑和评论家，这让它看起来是一部探讨“创作”的“元小说”。但如果把《西摩》和《哈普沃兹16，1924》结合着一起读，就能明白作家的意图不在于文体的实验，他的“先锋”走得更远。文艺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分析契诃夫作品时提出：“20世纪文学的潮流是普遍的幻觉意识取代了真实的生活与个人。”那么，塞林格最后公开发表的两篇小说是对这股潮流的背离和对抗。他在“后小说”和“元小说”的写作中，拒绝虚构一个故事内部的交流系统，不再提供故事的景观，他把小说写作变成了独白。这让文学的交流进入另一个维度，虚构人物的内心告解和写作者真实的思考重合了，当塞林格说出“世界并不比梦境更真实”，他远离人群和现实世界，仍渴望在写作中找到不戴面具的自我。

    《西摩》和《哈普沃兹》是塞林格“为了挣脱虚幻的写作”的惊鸿一瞥，这条“林中路”究竟通往何方，也许要等待他的未发表的“素材”来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