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近代著名学者。唐文治先生在晚清时一度官至农工商部左侍郎兼署理尚书，后退出政坛，专力于教育，所创办的无锡国专天下知名。
唐氏文集《茹经堂文集》内容丰富，其中关系晚清史实者甚多，以唐先生的身份、履历和学养，值得治晚清史者留意。今以《记和硕庆亲王事》一文为例。
和硕庆亲王奕劻，乾隆皇帝第十七子和硕庆亲王永璘之孙，在宗室中支派较疏，因此直至光绪二十年，才得以晋封为亲王。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奕劻入值军机处，至此掌握晚清政柄近十载。但其人口碑不佳，“庸碌而又好货”，这是清人笔记中几乎一致的评价。
曾经因庚子年“勤王”而深受慈禧太后宠信的岑春煊向来瞧不起奕劻，屡于入对时面劾奕劻“贪庸”。其自著的《乐斋漫笔》记录了主臣二人一段让人绝倒的对话：
慈禧云：“汝说奕劻贪，有何凭证？”岑对曰：“纳贿之事，惟恐不密，一予一受，岂肯以凭据示人？”……太后言：“奕劻太老实，是上人的当。”岑云：“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之当自解？此人不去，纪纲何由整饬？”
慈禧欲调停岑春煊与奕劻之关系，因问其到京后曾谒庆王否，岑对曰“未尝”。慈禧说：“尔等同受倚任，为朝廷办事，宜和衷共济，何不往谒一谈？”岑曰：“彼处例索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亦不能作如此用也。”岑春煊过于直白的话让慈禧倍感尴尬，只得乱以他语而罢。
去庆王府拜见，都得向门丁奉上“门包”，人言籍籍，奕劻也挺不住了，亲自写了一个帖子，严禁收门包云云。但实际如何呢？据《凌宵一士随笔》所记：某官员外任江西提学使，去王府两次拜谒均未能见到庆王，以为可能碰巧赶上其无暇，第三次再往，王府的守门人乃向他暗示需要送门包。这位官员指壁间所粘帖曰：“王爷既有谕，吾何敢送门包？”门丁笑眯眯地说：“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大人您这个钱，可是不能省。”
如果说以上记载都是传言，未足尽信，那么《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所记就是铁证如山了。
施肇基入民国后是有名的外交家，于清末初入外务部任职，曾赴庆王府表示感谢，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次拜见：
余得（外务部）右丞时，初次见庆王，送贽敬二千两，门包双份，各十六两，一给男仆，一给女仆。此在当日，已为极薄之礼仪。此份贽金，余本不愿送。唐少老（即时为外务部左侍郎、后来曾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告余，庆王开支甚大，老境艰难，内廷对之诸多需索，难以应付，余之送礼，在得缺之后，非同贿赂，且为数甚少，当时丞参上行走且有送至一万两者。余乃勉强为之。“贽敬”系以红包先置于袖内，在临行辞出之前，取出放于桌上，曰：“为王爷备赏。”王爷则曰“千万不可”。然后辞出。
唐绍仪宽解施肇基，得缺之后再送礼，不算贿赂云云，当然无法自圆其说，但他的一番话也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奕劻收红包的价码：得到部级衙门左丞、右丞、参议等缺，可能需要白银一万两；二是奕劻其实也并非处于“食物链”的最高端，连他自己也经常要被内廷的大太监们勒索……
这样一个人物，位置又偏偏这么高，盖棺定论遂成为难题。可能正因为不好下笔，所以《清史稿》为奕劻作传，居然只有一份履历，而不见一字褒贬。
相比之下，唐文治先生《记和硕庆亲王事》一文则迥异流俗。
唐文中有一段话显然是极为经意之笔，唐氏曰：
“晚近以来，是非不明，其号为清流者，毛举细端，罔知大体，辄曰某也弱，或曰某也贪，乃究其事实，则又不能办一事，而弱与贪有十百倍者，乃转置之不论不议之列。人心日益迷谬，而用人者亦颠倒敷衍，万事掣肘，而莫知其由。”
自居清流之位，或因派系相争，对实际负责实际办事之人紧盯琐细，动辄吹毛索瘢多方掣肘，这的确是晚清政坛的一种风气。
唐文发了这番感叹之后，列出了奕劻的优点，即“达时务”、“识大体”。
唐文治在晚清官场上与奕劻多有接触，又一度跟随奕劻之子载振出访英国，据其文中所记，由于唐文治视力欠佳，在奕劻面前报告事宜，常常为看不清相关文书中的内容而苦恼，奕劻就每次将文书高举，用手指明相关之处，让其看清楚后再回话。
一个进入暮年的重臣，对一个年轻属员如此谦和，难怪唐文治有知遇之感了。他推倒流俗之见，对奕劻做出“达时务”、“识大体”的评价，也需要放到这一语境中考察。
但揆诸史实，说奕劻“达时务”、“识大体”并非完全是唐文治个人的谀词。有两件大事可以证明，一是慈禧在百日维新之后欲废光绪，当时权贵几乎是一边倒，而平日对慈禧唯唯诺诺的奕劻却敢批其逆鳞；二是义和团起，满大臣几乎尽阿慈禧之所好，奕劻却能保持清醒，实为难得。
如果对晚清史料多所披览，就会发现奕劻操守不谨、才具欠佳都是事实，但其人却另有一个突出优点即不颟顸。唯其不颟顸，所以还能够容纳善类、顺应大势。在奕劻那样重要的位置上，只要不颟顸，其负面作用自然就小得多了。唐文治先生熟谙晚清史实，还对一个平庸的奕劻多恕词，意味可谓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