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开春

    磕头虫是我们时庄队的孩子们公认的虫子中最没有骨气的一种，被人逮住之后按住脊背就只会一个劲地磕头求饶，乞求抓住它的人能够发发善心放了它。但是孩子们似乎对它的求饶举动视若不见，反而以此为乐，只要抓住它就一定要看它磕头表演，不把它玩死都不会罢休，一点都不考虑它心里究竟是否愿意。幸好它的脑袋比较坚硬，不然这样一直磕下去恐怕头都要磕出血来。饶是如此，时间久了，我们还是会发现，在它磕头的地方出现了一小摊水一样的液体，我们都以为，这是它的口水或者眼泪，怎么都不会想到，这种无色的像水一样的液体有可能就是它的血——昆虫和人以及其他动物不一样，它们的血并不一定是红的，还有可能是绿的、黄的、蓝的，也可能是无色的——当然，这些知识是长大以后才知道的，小时候的我们并不懂得这些。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对待小虫子，都是铁石一般的心肠——有点残忍。这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小虫子痛苦之上的举动，在我们小时候司空见惯。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种野草也像这种小虫子一样会磕头，碰巧我们也把它叫做“磕头草”，恐怕你也会惊讶吧？说不定会像我女儿第一次听说“推磨虫”的时候，一脸好奇地追着我问：“爸爸，真有虫子会推磨吗？”不过，你的问题应该是：“作家，真有这种会磕头的草吗，是不是骗我们的啊？”如果你真这么问，那么我一定会非常认真并且十分真诚地告诉你：“是的，真有，我没有骗你们！”

    能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一定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或者，即使在农村生活过，也没有像我们一样玩过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是我们小时候常玩的。我们在挑猪菜时经常会遇到这种草，如果时间宽裕，家里猪圈里的那头架子猪没有嗷嗷叫着等食吃，或者离上学的时间还远，我们便会放下手中的镰刀，掐下一片叶子来。这种野草的叶片前端长得硕大，后端突然收拢，成了一根细长的叶柄。我们就在这叶柄的断口处仔细寻找，每次都不会让我们失望，顺着叶脉，我们总能发现一两根非常坚韧的细丝——像头发丝那样，只是没有那么黑。我们一手捏着叶柄，一手拉着这根细丝往下拽，叶片硕大的前端便会随着我们的拉扯而向前弯曲，手一松，叶片的前端又会弹起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点头或者磕头。有时，我们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这个游戏，两个孩子一人掐根叶片，面对面让这两片叶子磕起头来，旁边一个孩子吆喝：“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然后，围观的孩子嗷地发一声喊，起一声哄，就像我们庄上哪家小伙子娶媳妇了在闹洞房。

    “磕头草”的名字就这样产生了，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叫做“点头草”或者“鞠躬草”，但奇怪的是，时庄队却没有哪个孩子会这样去叫它，都还是习惯叫它“磕头草”。其实，如果单从形态上来看，我倒是觉得，“点头草”或者“鞠躬草”的名字可能更适合它。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后来认真想了一下，可能是孩子们觉得“点头”没有“磕头”好玩吧，如果叫了“点头草”，恐怕就玩不起来拜堂成亲的游戏了，因为拜堂是要磕头的而不是点头——这个我们在古装戏里看到过很多。至于为什么不叫“鞠躬草”，理由就更简单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鞠躬，一直到后来稍微长大点，跟着大人去县城里参加一个亲戚的遗体告别仪式，才明白，对着一个人或者一张照片，毕恭毕敬地弯下腰去，就叫做鞠躬。如果我们小时候就知道鞠躬是这么回事，那么这种草会不会被命名为“鞠躬草”呢？有这种可能，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的名字本来就是从游戏中来的，一旦把它叫做“鞠躬草”了，游戏的氛围就要变了，虽然过程都还差不多，一样是摘叶片抽丝拉拽，但是旁边那个孩子嘴里喊出来的话就不同了，可能就是“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礼毕”，围观的那群孩子也没有人敢嗷地一嗓子起哄，一个热闹的婚礼场面换成了肃穆的告别场面，这样的游戏恐怕就不是孩子们想玩的了。玩游戏嘛，本来要的就是快乐，谁愿意一本正经、心情沉重地去做一个游戏呢？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有谁真的心血来潮，想玩葬礼的游戏了，那这“磕头草”一样可以胜任，相对于鞠躬来说，磕头在葬礼上更加普遍。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事情的原委可能远没有这样复杂，可能一开始就没有到底是叫“磕头草”还是“点头草”或者“鞠躬草”这样的纠结，后面这两个名字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真相有可能是这样的（又是猜测）：头一个发现或者发明了这个游戏的孩子，顺口就把它叫做“磕头草”了，并把它告诉了第二个孩子并教会了他这个玩法，第二个孩子再把它教给第三个、第四个孩子，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用不了多长时间，整个庄子甚至整个大队的孩子就都会玩这个游戏了，也都知道这种草叫做“磕头草”了，于是，这个名字就在这个庄子甚至这个大队定型并且流传开来。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乡间的野草大略也是如此吧，好多本来都是没有名字的，叫的人多了，也便有了名字。

    但“磕头草”本来并不是没有名字的，不但是有，而且，这个名字比“磕头草”更加响亮，知道的人要多得多。小学毕业那年，我从时庄队出来，跟着父亲来到隔了个洪泽湖的盱眙县张洪中学读书，住在一个和安徽省地边搭地边的叫做百花的生产队里，这里就没有一个人知道“磕头草”是个什么玩意儿，大约在我到来之前，这里的孩子都不会玩这个游戏。他们都管它叫“车前草”。

    “车前草”正是它的中文大名，这个名字怕是全国各地没有什么地方的人不知道，我们当然也知道，即便是在时庄队，“磕头草”也不是这种草唯一的名字，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喜欢叫它“大车耳”，因为它肥大的叶片总能让人想起大车的耳朵。车耳是个很形象的叫法，它罩在大车两侧轱辘的上方，既保护着车轱辘也保护着车上的物品——防止搅进车轮里，模样很像是大车的两只耳朵。

    说到大车，现在的孩子们大概都没见过，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都已绝迹了，但在我小时候，却是运送货物的主要工具，那时的农村，难得见到喝油、用电的机器，运送货物多靠人力、畜力。其实，大车的实物我也没有见过，不要说时庄队没有，整个郝桥大队可能都没有一辆，我只是在电影《青松岭》里见过它的模样，每次一见到这种叫做“大车耳”的野草，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电影中那个车把式策马扬鞭的镜头，耳边也总会响起“长鞭嘞，一呀嘚甩欸，啪啪地响欸……”这首歌来。

    时庄队或者郝桥大队有的是大车的缩小版——小板车，我们也叫它“小平车”，我外婆家就有一辆，我大舅用它来给人拉货。

    时庄人的“大车耳”和百花人的“车前草”虽然指的是同一种野草，而且名字里都有同一个字“车”，看得出这种草与大车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扯不断的联系，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你若是认真，还是能够看出它们的细微区别来：时庄人是从它的长相上来给它取名的，而百花人，不，这里可以扩大到中国古人，是因为这种草常长在路边和车道间，所以才把“车前”这个名字给了它。同样的，因为拉车的多是马和牛，而马牛在拉货的途中总是要留下脚印的，碰巧，这种野草又特别喜欢在牛马的脚印里生长，所以，它又有了牛遗、马舄的别称。除了这些名字，因为它喜欢长在路中间，古人又给了它一个“当道”的名字，每次听到有人这样叫它的时候，我总会无端地想起另外一种昆虫来，是的，就是那个挥着战斧，敢于挡车的螳螂。相比那个只会求饶的磕头虫，这个面对强敌永不言退的螳螂可要硬气得多了。

    其实，车前草并不只在道路上生长，田间地头，水畔泽旁，到处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也不是只有一种，至少有大车前、小车前、平车前、车前等数种，分辨它们的方法，是把它们从土里请出地面，观看它们的根系。有一种长在水边的车前，因为得到水的滋润，叶片长得格外硕大，竟然成了癞蛤蟆们的隐蔽所，时庄人管癞蛤蟆叫做癞鼓子或者癞大鼓子，所以这种车前在时庄还有个名字叫做癞鼓衣。它和另一种叫做癞鼓棵子的野草名字相像，长相却有天壤之别。而我爱人则说，她们小时候，是把这种野草叫做猪耳朵棵子的，你瞧，它那硕大的叶片，可不就像那呼扇呼扇的猪耳朵吗？

    我小时候，只知道被我们叫做磕头草或者大车耳的车前草，它的唯一功用是能够让我家猪圈里的那头架子猪长大长肥，不知道它还可以作为时令蔬菜食用。我想这个我外婆肯定知道，只是等到我想问她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最疼爱我的慈祥老人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永远地离开了我，竟是再无答案。我为什么这么肯定我外婆吃过呢？是因为长大后我知道了古时候有本叫做《救荒本草》的书，这本书上记载了这种野草或者说是野菜的吃法，而我外婆是过过苦日子的人，经历过大饥荒，在那个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里，她一定是吃过这种野草的，并且肯定知道它的味道。

    车前草的草籽叫做车前子，这是一味中药，据说妇人吃了它容易怀上男孩子，这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简直就是个福音，很受育龄妇女的青睐，至于效果到底如何，是否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功效，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它和其他药物相辅，可以治疗眼疾，这个倒是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有记载，可信度应该较高。但我对这个草籽印象深刻，倒不是因为它的药用价值，而是它竟被一位诗人用来做了笔名，我见过这个诗人，是在省作协召开的一次创作会议上，只是没有说过话，所以他为什么要用“车前子”来作为笔名在我这里至今仍然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