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韧

    “文化亲近感是中法关系的独特优势。”的确，中法之间，有太多故事。

    半个世纪后的“聚首”

    回顾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留学运动史，“留法”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分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中就曾有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蔡和森等人在法国负笈求学，他们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为祖国复兴而孜孜以求，而一批留法美术家群体也是中国美术领域中的佼佼者。他们胸怀抱负，不畏艰难，远赴重洋，前往当时的世界艺术之都法国巴黎学习西方艺术。归国后，在百废待兴中施展才华，他们主动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与现代艺术表现方式，并通过开办美术学校、创设西画社团、筹办各种形式的洋画展览、创办美术杂志等举措传播西方文化艺术，书写了中法文化艺术交流的绚丽篇章。同时，他们以坚定的文化信念与艺术使命推动了中国美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事业的奠基与开拓做出巨大贡献，成为美术领域的先驱者。

    龙美术馆（西岸馆）开启的“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巡展首站中有两幅油画肖像引起笔者的注意，这两件作品绘画的对象是同一人，一幅是韩乐然1932年绘于巴黎凯旋门前的自画像（图一），一幅是出自常书鸿笔下的韩乐然肖像（1947年，图二）。70多年后，不期而遇的两件作品，又会勾连起怎样的一段往事……

    并肩前行的挚友

    韩 乐  然（1898—1947）是1929年自费勤工俭学到法国的，1937年离开法国。常书鸿（1904—1994）则是1927年公费考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1936年离开法国。在这期间和归国后他们有过怎样的交集，才会促使常书鸿在40年代创作了这幅肖像？

    韩乐然出生于吉林省龙井村，自幼酷爱绘画。1923年底，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4年春，他来到奉天，在小南关风雨台附近创办了私立“奉天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一职，先后聘用许露白、鲁少飞、沈立溶、王平陵等人。1929年秋，韩乐然经上海赴法国勤工俭学，于1931年入巴黎美术学院深造。初到法国，他举目无亲，边打工边谋生。“我记得在一个溶溶的月光之夜，在中法大学的宿舍里，我会见并结识了来自鸭绿江畔的画家韩乐然同志。”常书鸿说，韩乐然第一次去中法大学找他的目的是商量准备在里昂中国饭店举办一次水彩画个展。鉴于他的作品还不够成熟，当时在场的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都一致认为韩乐然的举动非常冒险，建议他再准备充分再展。但是韩乐然抱着一试的心态，最终举办了展览，但效果并不理想。常书鸿后来在《怀念画家韩乐然》（《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一文中提到韩坚持办展的原因，韩当时对他坦言：“这是环境逼人，因为我（韩乐然）是勤工俭学，要自食其力，假如我也像你们一样是公费的话，我就不这样做了。”

    两人的初识，让常书鸿看到了一位不惧生活窘迫，依然积极乐观的韩乐然。他赞赏韩的大胆奋斗精神，“从他的言谈和行动中，知道他是一个有志气的人，我（常书鸿）支持他不辞艰辛地去努力探索”。不久，韩乐然离开里昂去尼斯发展，离别之即，常书鸿将随身带的法郎全部塞给了他，这份知遇之情也为他们日后深交奠定了基础。由于“没有固定的地方，他（韩）又不愿写信”，据常书鸿回忆，“直到1936年，一天，我在巴黎蒙马拿斯地道车站，碰到了他。”偶遇又匆匆别过，两人仓促间了解彼此七八年情况。其实这期间，韩乐然也加入常书鸿、刘开渠、滑田友、曾竹韶等在巴黎创立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1933年4月2日至1936年下半年，成员30余人）。常书鸿是学会的核心成员，其巴黎博迪南路16号的居住地是该会发起地点，想来韩乐然加入此学会与常书鸿或有一定关系。

    1945年10月，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阔别十年在莫高窟千佛洞再见，两人感慨万千。或许此时的艺术交流是最好的心灵沟通方式，他们拿出自己的画，互相品评，互相鼓励。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感叹：“看着他的画，每一幅都充满了光和色的明快，毫无呆滞生涩之感。他那纯熟洗练的水彩画技法，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韩乐然也在《走向成功之路——为常书鸿先生画展而作》中这样评价常书鸿及

    其作品，“我所认识的常先生是如此静穆和谐而能艰苦奋斗的战士。奋斗了20年才产生了这些作品。因而我们可以说：‘画如其人，再现于画面。’在巴黎国立美专研究的中国同学中，常先生是最出色的一位艺术战士”。

    此后，韩乐然与常书鸿一直保持密切书信往来，还曾受常书鸿邀请于1946年10月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作《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特点和挖掘经过》讲演。他们互相期许着，要在荒漠之中开拓出中国艺术复兴的园地。（按：常书鸿40年如一日护卫着敦煌艺术，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曾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放弃绘画之路而去敦煌的，唯独常书鸿一人）1947年因飞机失事罹难，韩乐然最终没能信守与常书鸿“在梨子成熟的时候，一定再到千佛洞来”之约。常书鸿最后以文抒怀：“我悲痛，我悼念！”叹息：“他的牺牲是西北文明史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韩乐然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他1923年入党，是我国朝鲜族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也是东北早期建党领导人之一。据被邓小平誉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路易·艾黎回忆：“韩乐然在法国时，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的工作。”韩乐然曾告诉路易·艾黎：“在中国，国民党政府要获得成功是绝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同融中法艺术的作品

    法国自18世纪创立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以来，始终以教学严谨规范，基础训练扎实，强调写生练习。在构图、透视和人物造型及色彩方面，追求细腻、严谨、准确的表现思维。被称为“中国的马蒂斯”（盛成语）的韩乐然以擅长绘制油画人物、肖像驰名，他与常书鸿当时在法国都接受了正规美术基础训练，尤其人物写生，更是美院必修的课程。

    韩乐然的《巴黎凯旋门前自画像》，纵90厘米，横60厘米。从油画肖像的表现形式上来看，作品笔触粗狂率性，具有速绘性质，描绘了艺术家本人精神气质中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特征：背光的脸上洋溢着笑容，透露出韩乐然乐观的内心；眼镜底下目光如炬的双眼尽显其性情的坚毅；头戴渔夫帽，身穿深色西服、白色衬衣配领带，右手持调色板，手指间随性地夹着四支长短不一的油画笔，这一切酣畅淋漓的刻画使艺术家本人的性格品质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如清代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论肖品》所言，“写其人不徒写其貌,要肖其品，何谓肖品？绘出古人平素性情品质也”来品评，这幅自画像不仅突出个性的特征，还妙写韩乐然“平素性情品质”，且造型严谨。构图上看，作品巧妙地以背景凯旋门右侧门柱上著名的花饰浮雕——志愿军出发远征，来突出主体人物形象。背景中展翅的自由女神后跟随着朝气蓬勃即将出战的战士的浮雕与神采奕奕的人物形象相得益彰。

    常书鸿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2年）和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1936年），他笔下的这幅油画《韩乐然像》，纵35厘米，横25厘米，创作于1947年，恰与韩乐然逝世为同一年，从时间上推算，或是常书鸿为纪念挚友而创作的。1940年代至1960年代正值常书鸿绘画的第二阶段，他追求的是一种民族绘画语言的表达风格，期间他先后创作了上百幅人物肖像。这幅作品以画家惯常的典雅细腻的写实风格描绘，注重结构、色彩，人物造型严谨。但是背景与服装均作平面装饰化处理，受光面与投影并没有特别强调，但空间感很强。

    经历70多年后，两件描绘同一对象的作品毗邻而置，这既是一种“聚首”，又是一种怀念。虽然斯人已逝，但韩乐然与常书鸿两位艺术家并肩前行的深厚友情仍长存。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中法建交55周年之即，让这段尘封已久、起于法国的友情唤起更多中法友好交往历史中的记忆吧！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洋画运动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