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
汤因比站在阿姆河边，一心只想它的航道意义，是出于他那一代及他之前几代人对出海口的特别关注。历史上大概只有很短的几个时期，当大型帝国控制阿姆河绝大多数流域时，从铁尔梅兹到下游的通航才可能实现。绝大多数时期，比如现在，阿姆河被众多互相防范甚至对立的国家、城邦或部落分割，远程通航只是一个传说。
4 游过阿姆河
还在准备此次乌兹别克斯坦之行时，我就在微信小群里说，打算月夜去阿姆河游泳，游到对岸的阿富汗。当然是开玩笑，我早听说乌阿边境建有铁丝网。但隔着铁丝网近距离看看这条中亚第一大河，也不错呀。谁知根本不可能靠近。
在铁尔梅兹的第一个早晨，和前几天在塔什干和撒马尔罕一样，我通过跑步来熟悉周围街道。不过这一次我打算跑到阿姆河边，去看看朝霞映照下的阿姆河。照着手机地图的指示，我和深圳望野博物馆的阎焰馆长一起，从宾馆开始，沿街边宽阔的人行道，不紧不慢地向河边跑。跑了5公里多一点，阎馆长因穿着布鞋而不是跑鞋，太不方便，慢了下来，我继续向西南方向跑。很快地，从地图上看，已经到了城市的边缘，再往前就是田野与河岸了。柏油马路变成了沙土路，拐了几个弯，街道消失了，沙土路也戛然而止。眼前一片开阔，不那么鲜亮的芦苇地伸展开去，与蓝天相接，蓝天上还挂着不太分明的圆月。蓝天之下，绿色田野的边缘，夹在芦苇地之间的，那一道淡蓝色的细线，就是阿姆河了。
然而已没有向前的路，眼前横亘着天然气管道和铁路，铁路外面是一米高的铁丝网。铁丝网后面，那大片的芦苇地，就是军事管制区了。一座岗楼高高矗立，岗楼里依稀看得见持枪的士兵。管制区如此之宽，直线距离还有将近两公里，靠近阿姆河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不久前读哈萨克斯坦一个研究者有关中亚地区毒品走私和恐怖分子交通网络的报告，提到阿富汗毒品是经过塔吉克斯坦，比如杜尚别和忽毡等地，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等地区的，甚至到铁尔梅兹的毒品也来自杜尚别。我感到不解的是，铁尔梅兹与阿富汗仅一河之隔，整个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最近的就是苏尔汗河州，联合国援助阿富汗的物资都要走这里阿姆河上的友谊大桥，苏军入侵和最终撤出阿富汗也都走友谊大桥，毒品走私又何必绕道塔吉克斯坦呢？现在看到森严不可犯的军事管制区，终于明白这里恰恰是最不可能的通道。
阿姆河是铁门关之后的又一个挫折。
不过我不应该是最感到沮丧的，毕竟，在到达铁尔梅兹之后的第一个早晨，我就远远看到了那一缕细如发辫的河水。而且那天之后，在法浩特和几位铁尔梅兹当地考古学家带领下，我们多次造访阿姆河边的考古遗址，包括著名的喀拉秋别（Kara-Tepe）、法 雅 兹 秋 别（Fayaz-Tepe）、卡姆皮尔秋别（Kampyr-Tepe）等等，都是阿姆河北岸的高地（tepe就是小山丘），在那里我们得以非常近（当然我还是觉得太远）地看到阿姆河，眼见那宽阔的灰蓝色大河从看不清的东方飘过来，又消失在看不清的西方。比起那些喜欢用阿姆河来标榜他们的旅行，实际上连阿姆河的影子都没见着的人，我还是幸运的。
1933年8月20日，罗伯特·拜 伦（Robert Byron,1905—1941）从威尼斯开始他著名的东方旅行。他主要以亲自驾车的方式，当然必要时也乘船或坐别人开的车，游历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波斯、阿富汗，直至1934年6月抵达印度。次年他在北京以日记体写下这段旅行，这就是被奉为旅行文学经典之作的《前往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尽管在旅行的最后一段拜伦进入了被模糊地称作阿姆河区域（Oxiana）的阿富汗北部，他并没有看到阿姆河。在阿富汗的突厥斯坦首府马萨沙里夫（Mazar-i-Sharif），拜 伦 请 求当地官员允许他们开车或骑马到阿姆河南岸，他的梦想是隔着阿姆河看铁尔梅兹。
在一封呈给当地官员的辞藻华丽、态度谦卑的信中，拜伦写道：“我等跋涉远道，自英伦至阿富汗之突厥斯坦，……首要目标乃是亲眼观瞻阿姆河之流波。此河即享誉于历史与文学中之Oxus河，英伦诗人马修·阿诺德以其生花妙笔为此河著有名篇。而今我等经七个月之翘首期盼，终于抵达距离河岸仅四十英里之地。”然而他的请求被一再地拒绝。
拜伦可能不知道，就在两三年之前，苏联刚刚实施了对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封闭式管控，不仅苏联之外的人不能进入，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人也不能随意到中亚旅行。与此相伴的是边境地带形势紧张。外逃至阿富汗的土库曼、乌兹别克等突厥语流亡人群大多聚集在阿姆河南岸，被苏联视为国防威胁。阿富汗一方深恐苏军以此为借口渡过阿姆河，当然不会允许几个英国人在河边向对岸探头探脑。
拜伦没有看到阿姆河，更
没有看到他十分向往的铁尔梅兹古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前往阿姆河之乡》作为旅行记的书名。任何读者一看到书名，脑子里首先会出现那想象中的、传奇般的、美丽的阿姆河。
1956年，另一个英国人也来到阿富汗，之后也写了一本在旅行文学的历史上足以与拜伦那一本相提并论的游记。这就是埃里克·纽毕（Eric Newby,1919—2006）的《兴都库什行纪》（A ShortWalk in the Hindu Kush）。纽毕记录他和朋友在兴都库什山间几乎成功地爬上6000米高的米尔萨米尔（Mir Samir）峰，非常有趣。和他所有的作品一样，此书文风朴素幽默，可读性极强。不过他的足迹仅限于奴里斯坦（Nuristan），远离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姆河。
很显然，对纽毕这样一个刚刚立志要以旅行写作当作终身事业的人来说，没有看到阿姆河似乎是一个极大的缺憾。在晚年写的自传《一个旅行者的 人 生》（A Traveller’s Life）里，他记录了自己曾如何用吹牛的方式来弥补这一缺憾。那还是他刚从阿富汗回到伦敦，在理发馆理发时，和熟识的理发师聊天，发生了如下对话：
“最近出国了？”
“其实是中亚。我渡过了阿姆河。”
“哦，太有意思了。我估计您是从喀布尔出发吧，然后怎么走的？从哪里过河？”
“我在铁尔梅兹登陆。”（说到这里时，纽毕在心里安慰自己：不管怎么说，我的确从空中飞越过阿姆河。）
“铁尔梅兹呀。依您实地所见，河面有多宽呢？”
“大概半英里吧。”
“您觉得只有那么窄吗？我猜您是坐着浮筏过河的吧？”
“是啊。不过那里也有好多别的船，蒸汽船什么的。”
……
纽毕已心乱如麻，主动问：“您到过铁尔梅兹吗？”
“俄国这边灰尘特大。您没发现这一点吗，先生？而且，铁尔梅兹嘛，真的，只有一条街而已。”
“可是在阿富汗一侧是密密的丛林呀。而且他们说，还有老虎呢。”
“曾经有老虎，当然，曾经是有老虎的。那么，您也去了梅尔夫
（Merv）？”
“没有，可是我飞越了撒马尔罕。”
“噢，你是飞呀？”
“是呀，乘俄国飞机，从铁尔梅兹到塔什干，然后到莫斯科，再经里沃夫和布达佩斯转维也纳。”
“绝大多数人是从喀布尔飞，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到铁尔梅兹去搭飞机。”
纽毕恰好在一个熟悉中亚的人面前不够严谨，此后他再也不敢走进那家理发馆。不过我理解他，他只是没有把梦想与真实分得太清楚，而随口吹了那么一下下。其实很多次我都有这样的冲动，想告诉别人，当然主要是告诉自己：我曾经在阿姆河游泳，月光照耀之下，竟然游到了阿富汗那一边。
5 从阿姆河到海洋
当然总有人比较幸运。以宏大叙事享誉国际的历史学家汤 因 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说：“从孩提时代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看到阿姆河，它在传说中分开了伊兰与突 兰（Iran and Turan），在 现 实里则分开了阿富汗与苏联。”1960年2月下旬至6月底，汤因比借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讲学的机会，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游历长达四个半月，其中以4月下旬到5月底在阿富汗的大范围考察最为艰苦，特别是对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来说。
汤因比环游阿富汗时，纽毕那本《兴都库什行纪》正在英国畅销，他应该至少知道这本书，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旅行结束后，汤因比很快完成了旅行记的写作，并于1961年出版，书名就是《在阿姆河与亚穆纳河 之 间》（Between Oxus and Jumna）。书名提到阿姆河，不仅因为阿姆河是他这次旅行范围的北界，而且也因为他的确看到了阿姆河，尽管为时短暂。
1960年5月12日，汤因比一行来到阿姆河南岸，看到了比他梦想中还要宽阔的阿姆河。当然他不是普通的旅行者，他在学界内外的声誉使他的旅行看起来相当奢侈：英国驻阿富汗大使全程陪同，两辆路虎越野车，所到之处都有顶级接待，根本不用担心后勤与安全。可是几个月不间断的奔波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绝对不轻松。5月11日，汤因比一行从马萨沙里夫出发，向东穿过几个大戈壁，来到昆都士（Kunduz）。第二天，他们从昆都士向北，走了约65公里，抵达阿姆河南岸的克孜尔喀拉（Qyzyl Qala，意思是“红色城堡”），实现了一睹阿姆河的心愿，随后返回昆都士。
汤因比详细描述了从昆都士到克孜尔喀拉的沿途景观，比如昆都士绿洲北部的绿色原野，绿洲边缘以及戈壁地带游牧人的帐篷。在看见河水之前，他先看见了河对岸石崖上电线杆那么高、也和电线杆一样成排相连的苏军岗楼。然后他才看到阿富汗这一侧的卡车、灯塔、吊车、码头，“猛然间，阿姆河就在我们脚下”。有意思的是，汤因比对阿姆河的描写，集中在河水流量之大。他之前应该查阅过相关资料，但他还是被眼前宽阔湍急的河流所震撼，这使得他一直在思考阿姆河的航道是否能帮助阿富汗解决没有出海口的难题，那就意味着阿富汗与苏联的经济协作。他写道：“当我站在克孜尔喀拉的码头上，看苏联船只与阿富汗卡车连接（装卸货物），我热忱地祝愿这一想象中的阿富汗与苏联的经济协作能够成功。西方人若对这一成功怀有恶意，那不仅是不够慷慨，也是短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各国彼此依赖的时代，每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其余各国的繁荣紧密相关。阿富汗是不能发展和繁荣的，除非它能建立起适当的外贸通道。因此，让克孜尔喀拉更强大些吧。”
汤因比站在阿姆河边，一心只想它的航道意义，是出于他那一代及他之前几代人对出海口的特别关注。阿富汗是个内陆国，没有出海口。在贸易富国时代，没有出海口意味着经济落后，所以汤因比期望阿姆河能成为阿富汗与外部世界物资交流的通道，以弥补没有出海口所带来的天然缺陷。阿姆河主要在苏联境内，可是他一点也不在意这条大河对苏联的航运价值，因为苏联是海洋大国，不存在出海口短缺，用不着汤因比操心。可是苏联解体之后，产生了好多个内陆国家，其中与阿富汗隔河相望的乌兹别克斯坦更是内陆国中的内陆国。
还在撒马尔罕时，我的同事李新峰教授在一个微信小群里对我说：“你不是研究内亚吗，这下好，你到了内内亚。”他说的内内亚，是指乌兹别克斯坦的双重内陆国特质。双重内陆国，意思是不仅乌兹别克斯坦自己是内陆国，而且它的所有邻国也都是内陆国。亚洲只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其实全世界的双重内陆国也不过两个而已，另外一个是欧洲的列支敦士登。可是，如果要狡辩的话，我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双
重内陆国身份也许会随着里海法律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里海到底是湖还是海？这个分辨可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而涉及里海沿岸国家实实在在的利益。1991年之前，里海沿岸国家只有伊朗和苏联，两国协议把里海看作湖而不是海，伊朗至今还坚持这一立场。苏联解体之后，拥有里海最长海岸线的哈萨克斯坦希望把里海看作海而不是湖。如果是湖，其水面和湖床要由沿岸国家均等分割，如果是海，就要在联合国认可的海洋法体系内进行管理。恰好在我们这次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两周前，里海沿岸五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陶达成妥协，明确了里海的法律地位既不是海也不是湖，水面按海洋法管理，水底则另走一种方案。每个国家拥有15英里的领海水域，加上10英里的水面专属捕鱼权，其余都是国际水域。水底陆地如何分割？并未达成明确协议，有争议的国家之间自行协商。
所以说，如果有一天这五个国家共同主张里海是海而不是湖，里海获得实际的海洋地位，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就再不能算作双重内陆国，因为它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摆脱了内陆国地位，变成滨海国家了。当然，自从200万年前与黑海的联系完全中断，里海一直是内流水系，与外海外洋不相通，所以在里海水域拥有出海口，与近代欧洲人所主张的海洋贸易体系仍然不相干。
然而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与众不同：它不仅以斯坦为国名，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所有邻国都以斯坦为名的国家。世界上有七个国家以斯坦为名，除了巴基斯坦，另外五个，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斯坦，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邻国，而巴基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直线距离也不过300公里。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至少在地理上是七个斯坦国的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乌兹别克斯坦感觉自己与世界其他地方还不够隔离。我在阿姆河边所见那种铁丝网，不仅仅出现在乌阿边境，而是环绕乌兹别克斯坦的全部边界线，完整屏蔽了它的五个斯坦邻国。四年前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两年前在塔吉克斯坦的忽毡，我都见到了被分割、被切断的费尔干纳。和世界上越来越多已建、在建或将建的边境高墙一样，无论是水泥墙、铁丝网还是其他类型的障碍物，都让人联想起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萨珊波斯的戈尔干长城和罗马的哈德良长城。
与汤因比的期待正相反，阿姆河没有成为阿富汗的航道，甚至也没有成为任何国家的重要航道，现在它的航运价值反倒比不上近代以前，虽然全长2400公里的阿姆河有1450公里可以通航。《伊本·白图泰游记》说：阿姆河冬季有长达五个月结冰（伊本·法德兰说是三个月），过河的驼马行人都走在冰上。河道夏季通航，从花剌子模溯流而上可到铁尔梅兹（那时叫Tirmidh），铁尔梅兹的大麦小麦顺流而下走十天抵达花剌子模。历史上大概只有很短的几个时期，当大型帝国控制阿姆河绝大多数流域时，从铁尔梅兹到下游的通航才可能实现。绝大多数时期，比如现在，阿姆河被众多互相防范甚至对立的国家、城邦或部落分割，远程通航只是一个传说。
6 从乌浒水到阿姆河
不过我认为，上下游通航的可能与实现，才是阿姆河得名Amu Darya的关键。中古以前的各语种文献记阿姆河有很多名字，其中不见阿姆河。当然不同河段有不同名称，不同人群对同一河段称名不同，本是早期历史的常见现象。但是以中亚历史之悠久，阿姆河之重要，出现这种名称上的纷歧，多少反映了中亚历史参与因素少见的多元与多变。
古印度经典里，吠陀梵文把阿姆河写作Vaksu，《梵天往世 书》（Brahmanda Purana）作Chaksu。古波斯经典《阿维斯塔》（Avesta）称 阿 姆 河 为Yakhsha或Vakhsha，和古印度经典基本一致。萨珊时代的波斯语文献称之为Wehrōd（意思是“好水”），从发音上看其语源仍来自古印-伊传统。中国汉代称之为妫水，魏晋隋唐多作乌浒水，而玄奘《大唐西域记》则译为缚刍河。现代西方都说Oxus，是沿用欧洲古典时代的旧称，因为古希腊文作魺xos，拉丁文作魶xus。以上这么多名称虽然拼写不同，读音略异，但研究者认为它们的语源是相同的，就是今阿姆河上游最大支流瓦赫什（Vakhsh）河一名。可以推定，直到7世纪阿拉伯征服为止，阿姆河的中上游都以Vakhsh为名。
阿拉伯征服改变了一切。中古阿拉伯语文献通常称阿姆河为Jayhoun河（还有其他一些转 写 形 式，如Jayhūn，Jaihun，Jayhoon，Dzhaykhun等等），原因是早期伊斯兰学者相信阿姆河是《旧约·创世纪》所说从伊甸园流出的四条河中的基训（Gihon）河。阿拉伯语的这个名称，在波斯和中亚强大深厚的波斯语-塔吉克语传统下，并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中古以后，源于波斯语的名称阿姆河（Amu Darya）成为波斯语和突厥语世界的标准名称。阿拉伯语的Jayhoun在现代主要各突厥语中，只有土耳其语还在使用，写作Cayhun，当然土耳其语也说阿姆河（Amu Derya）。
在波斯语以及后来深受波斯语影响的突厥语世界里，怎么会发生从瓦赫什河向阿姆河的转变呢？Amu这个词从哪里来，目前尚无定论。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名字源于中世纪一个临河的绿洲城市Amul，其地即今土 库 曼 斯 坦 的Türkmenabat，是阿姆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大概是这样的：在阿拉伯征服之前的古典和中古时代，阿姆河中上游最常见的名称是Vakhsh，但下游不用这个名字，可能下游主要河段以临河的主要城市为名，比如Amul城这一段就叫Amul河。
这个名字能够扩张到中上游，是因为阿拉伯征服时代以梅尔夫（Merv，元代译作木鹿、马鹿等）为中亚的政治中心，从梅尔夫到河中地区，要在Amul过河，这里成为阿姆河最繁忙的渡口。比如，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10世 纪 从 巴 格 达到中亚，就是从Amul渡过阿姆河。他在游记里写道：“我们（从呼罗珊）出发到Sarakhs，再到梅尔夫，然后到了Amul沙漠边缘的Qushmahan，在此停留三天，让骆驼在进入沙漠前得到休息。之后我们跨过沙漠抵达Amul，从那里渡过Jayhun河。”
征服带来阿姆河流域的政治统一，在新的政治格局下，河流的名称得以从下游的中心向中上游挺进，覆盖了中上游原有的名称，把Vakhsh这个名字挤压到不能通航的上游河段。随着近代阿姆河河源调查的新发现，Vakhsh河段更是让出了干流地位，被挤压成了支流。现在上游河段的干流名为喷赤（Panj）河，瓦 赫 什 河 则 是 上 游最大的支流。
至迟到塞尔柱和花剌子模时代，阿姆河之名已覆盖到可以通航的全部河段。蒙元史料里阿姆河有阿母、暗木、阿木、阿梅等多种译名。《长春真人西游记》称阿姆河为阿母没辇。没辇 即 蒙 古 语 “河 流”（m觟r觟n/murun）。Amu Murun这个称呼应该出自护送丘处机从撒马尔罕前往兴都库什大营的蒙古将军之口，所以是蒙古语形式。那么，当时本地人是不是已经在使用后来定型下来的Amu Darya？恐怕不一定。两个世纪后西班牙特使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前往撒马尔罕觐见帖木儿时，也在铁尔梅兹过河，他记录的河名作Viadme，研究者认为这个写法来 自Ab-i-Amu，ab是 波 斯 语“水”、“河流”。可见那时名称还不稳定。
写于16世纪、中亚最早的突厥文 （察合台文）通史之一Zubdat al-Athar，称阿姆河为Vakhsh（同书还称铁门关为Darbend），不知这是那时仍在使用的名称呢，还是另有缘由？我猜测，这与该书作者'Abdallah b.Muhammad Nasrallah主要生活在巴尔赫（Balkh）有关。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一带，可能自有一个称呼阿姆河的独特传统，要么沿用古代的名称Vakhsh，要么另有称呼。19世纪欧洲旅行者多是从南亚北行进入阿富汗，再进一步进入中亚，其中一些人记录了阿姆河的另一个名称Gozan,说是阿富汗人如此称呼。可见关于阿姆河名称的复杂多样，要看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不同语言和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
但是阿姆河（Amu Darya）这个名字最终一统天下，还是要归因于阿拉伯征服之后以梅尔夫为政治中心，以及随后各统一帝国时代，改变了阿姆河流域为众多彼此对立的政治体分割的古老局面，在中下游实现了全线自由通航。
在铁尔梅兹的一周，我们每天都会看见阿姆河。最初，就像那天早晨跑步时所看到的，只是远远地瞥一眼，稀薄缥缈。后来离得越来越近，所见的河面越来越宽阔，越来越真实。开始考察活动的第一天，上午烈日如火，法浩特和当地的一个考古学家带我们去北边的Dalverzin-Tepe。下午五点半，酷热消退，清风如波，我们绕道西郊返回城市。汽车走在阿姆河北岸，路南因有松林和芦苇地遮挡，我完全意识不到距离阿姆河已相当近。公路只在过狮河（Shurab）大桥时高高升起，深绿色的大地在眼前忽然展开。我看到右侧远处一大片灰蓝色，心想这是什么大湖呀，怎么没在地图上见到。正要问法浩特，恍然大悟，是阿姆河呀！Amu Darya,ohmy God!
我这突如其来的激动让法浩特大笑起来，他跟着叫道：Oh my Buddha！
（上篇见《文汇学人》2019年3月29日4-6版。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