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敏
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拉希遇到他人生中几位重要的学术和思想导师，其中有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威廉·里希滕伯格，而他真正的授业导师，是日后成为他岳父的著名历史学者，20世纪美国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他与拉希看似亲密而实则紧张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前者对于美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
如果把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1932—1994）视作20世纪美国思想文化浪潮中的失踪者，自然是有失偏颇的。远的不说，2019年恰逢拉希的经典著作《自恋的文化：失望年代的美国生活》（The Culture of Narcissim,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ing Expectation ）出版四十周年之际，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政论作家小尤金·迪昂（E.J.Dionne Jr.）为诺顿新版撰写一篇饱含深情与敬意的序言，称许拉希对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刻诊断具有恒久的影响力，“自恋心态”已然成为剖析美国消费文化最为贴切的词汇，自由派应听从拉希的谆言，更多从自身找寻病因而非让民众替罪。迪昂的序言还透露，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曾不无得意地指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拉希式诊断最好的预言。由此观之，克里斯托弗·拉希这个思想幽灵依然飘荡在美国文化战争的漩涡之中，未曾离场。
然而，假使我们对拉希的思想谱系有深入而全面的理解，那么投身思想产业市场，成为万众瞩目的知识分子偶像绝非他之所愿。拉希本人更愿意保持做一位与主流思潮疏离，始终批判进步、呼吁拥抱希望，期盼重回美国过往，找寻被遮蔽的平民主义传统（Populism&Populist Vision）的谏言知识分子。拉希曾痛斥美国自由左派的观念自恋与党派倾向，质疑身份政治与多元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捍卫传统家庭、婚姻、乃至女性身份的道德意义，反对以进步之名删减、扭曲、抛弃传统。如此这般的反激进立场自然惹恼了众多学院左派，沉默与无视拉希的观点成为众多学术主奏不约而同的选择。保守右翼则对拉希重视家庭与道德秩序，提倡重回传统的立场赞赏不已，试图追封其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进而拉入自家的政治阵营。但是拉希身前就明确表示，他所寄予厚望的世界，并非里根式的道德乐观主义，而是由19世纪的平民党人所维系，这与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立场可谓南辕北辙。
无论是美国学界，还是中国的美国研究领域，对于拉希的著作和思想谱系的研究都是
有待提升的，尤其是在当今各界深究逆全球化现象和涌现的民粹主义思潮，更有其独特的现实观照意义。当前围绕西方民粹主义的争论，对其作为一种大众情绪的共时性探讨占据多数，对其作为一种思想脉络的生成嬗变，转承启合的历时性把握却实在欠缺，这就使得我们无法摆脱精英话语所构建“民粹主义”线性而顽固的刻板印象，有意或无意忽略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平民主义持久影响——一种在19世纪末就以各种方式融入全球化，以独特的方式推动进步改革运动落地生根，以多样复杂面貌影响20世纪美国政治文化的思想激流。在这个领域，拉希无疑是了不起的开拓者，我们对其个人成长、思想历程、学术著作的探讨不足，乃至缺位，亦是不争的事实。
与父亲共享的阅读经验
2010年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米勒（Eric Miller）的《凋零时代的希望：拉希传》（Hope in a Scattering Time,A Life of Christopher Lasch），是首部完整回顾拉希生命历程的思想传记。米勒的传记大量引用拉希身前与学界友人往来书信和访谈回忆，为我们了解真实的拉希提供了切入口。笔者根据米勒的研究，结合自己的研读和比较，列出以下对拉希的思想有颇多影响的人物群。
影响拉希平民主义思想的人物首推其父亲罗伯特·拉希（Robert Lasch）。罗伯特出生于内布拉斯加林肯市一个并不宽裕的新教徒工薪家庭，有着美国中西部人特有的坚韧、乐观和期待未来的精神面貌。年轻的罗伯特依靠兼职与奖学金，得以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哲学系学习，勤奋加上成绩卓越，罗伯特幸运获得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ship）的资助，前往牛津学习，这使得他跳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进入大西洋知识共同体的世界。学成回国后，他与他的大学哲学老师佐拉·绍普（Zora Schaupp）喜结连理，1932年小拉希在林肯市降生。
罗伯特·拉希在美国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芝加哥太阳报》等刊物的社论起草人、首席编辑等职务，发表了众多有关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评论文章，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新闻界名流有着良好往来。1941年得益于其卓越的新闻职业履历，他被遴选为哈佛大学尼曼新闻教育项目的访问学者（Harvard Nieman Fellowship），携全家前往波士顿坎布里奇定居生活。
这里有必要对哈佛尼曼访学项目做扼要介绍。受惠于时任校长柯南特的果断拍板，1937年尼曼新闻项目得以在哈佛校园生根落地，这是继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以后首个落户于常春藤高校的新闻教育项目。该项目的初衷，是让美国新闻界精英人士与高等教育人士之间展开深度交流碰撞，从而在根本上提升美国新闻业的职业与学术素养。成立八十余年来，尼曼项目已经成为全球最负盛名，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教育项目。
凑巧的是，尼曼项目的早期历程曾是笔者花力气研究过的。而其中引用的一段史料正是罗伯特·拉希当年在完成尼曼项目后的报告体会。（见拙文《走出象牙塔：精英理念与新闻教育的互动和实践》载《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在这份报告中，罗伯特·拉希即以美国历史中的平民主义与进步政治为主题，细致介绍他在哈佛教授，西部史权威默尔克（Frederick Merk）、政治史大家阿瑟·施莱辛 格（Arthur Schlesinger）等 的指导下，大量阅读有关平民党人的历史文献与宣传小册，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了对于平民主义运动的某些刻板和负面印象。这段史料的显现，与米勒传记中谈及拉希与父母在哈佛期间，养成历史阅读的浓厚兴趣，并立志未来要以进入哈佛学习为目标的梦想，构成了某种内在的巧合。我们并不知晓拉希父子对于平民主义探究到何种深度，但是童年时期的阅读想象，会在成年时期的某个阶段激起强烈的怀旧情绪，这点拉希本人亦从未否认。米勒的著作中记述大量父子间的通信对话，其中关于道德、家庭乃至妇女运动的争论探讨，许多都与父子两人这段共享的历史阅读经验密切相关。
“哈佛好室友”厄普代克
如果说父亲的影响更多是两人对美国社会与道德问题的坦诚探讨，那么他与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的关系多少有些瑜亮之争似的盎然趣味。厄普代克的鼎鼎大名，了解当代美国文学史的读者自然不会陌生，《纽约客》的忠实读者与终身作者，著有 《兔子四部曲》，五十多部中长篇作品，两次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菲利普·罗斯眼中“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在1950年的秋季，来自宾州的文学青年与拉希成为哈佛学院的寝室室友，一个英文系，一个历史系，两人度过了三年朝夕相处的时光。
在厄普代克的回忆中，这位消瘦英俊、有些腼腆的男孩和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新同学们都有些共通性：才华横溢，志向高远，同时对哈佛校园特有的东部贵族氛围有些不适应，也会因自己的地域出身感到局促不安，碰到一些不舒心的事情还会生闷气。而拉希对厄普代克的印象，则是在暗中较劲落败后的心生敬佩，“这家伙天生就是一个好作家”。
大学时期的厄普代克与拉希都有成为知名作家的文学梦，为此两人也曾参加校内的各种征文竞赛，哈佛校报与学生自治社团的文学刊物也经常会有两者的文章刊登，互有斩获。厄普代克在1964年写过一篇小说反映其在哈佛的岁月，文章中名为道森的男生就被认为影射拉希。道森的角色是外表看起来文质彬彬，一副教授的思考派头，心中却崇拜舍伍德·安德森、海明威这样叙事风格简明、直击要害的风格写手。小说出版后，拉希愉悦地接受厄普代克对他的形象塑造。随着拉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深入，和对美国政治史的兴趣，他自然远离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的梦想。
厄普代克对于美国社会多元而丰富的深入描写，对于各类道德冲突、家庭风波，乃至惊世骇俗的行为描写，无不反映出作者试图通过普通人物撕开战后美国社会各类转型与离散的真实一面。堕落与获得拯救，颠覆与重返家园散布于他的各类作品中，每每激起公众哗然和舆论界的热议。同时期的拉希则通过社会批评式的写作，以历史学者和专栏作家的身份介入这场美国文化与价值的大辩论之中。他激愤于大众消费社会对道德的侵蚀和知识分子角色的衰退有着密切关联，最终引起举国瞩目，卡特总统邀请一位历史学家前往白宫探讨美国道德的未来，这在美国历史上也属首次。可以说，拉希与厄普代克这对“哈佛好室友”，以各自擅长而娴熟的叙事风格方式，最大程度上捕捉到战后美国社会的气息与味道，他们的著作具有共通的创造性、文学性，和殊路同归的批判性。
与岳父康马杰
——不谈学术的学术翁婿
1954年拉希从哈佛毕业，在历史学家，《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作者萨缪尔·莫里森（Samuel H.Morrison）的 推 荐下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哥大历史系，拉希遇到他人生中几位重要的学术和思想导师，其中就有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威廉·里希滕伯格（William Leuchtenburg）等人，有关他们对拉希的影响也早已讨论颇多。
笔者这里要介绍的，是拉希在哥大历史系真正的授业导师，也是日后成为他岳父的著名历史学者，20世纪美国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Commager,1902—1998）。他与拉希看似亲密而实则紧张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前者对于美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
康马杰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主攻欧洲史，来到纽约大学执教后与在哥大历史系任教的传奇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结为终身挚友，并在后者的积极游说下转投哥大。他最为公众所熟知的著作就是1950年出版的《美国精神》（American Mind），被视作美国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著作。究其一生，康马杰以数量惊人的编著与媒体评论文章、各类公共演讲和参与媒体话题而广为人知，但留下的学术精品却并不多。
客观而言，拉希选择康马杰作为导师，并不是一个明智选择，只是出于莫里森与康马杰的良好私人关系举荐过来。拉希在研究生阶段更为倾心的社会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研究，则天然拉近他与系里诸多年轻教师的学术距离。而此时处于教职生涯顶峰的康马杰则并不关心研究生教学和科研，而是热衷参与纽约和全美的各类公
共活动，文风华丽且党派特征愈加凸显，这让年轻的拉希颇为不快。
最糟糕的结局每每发生在最好的时候。1956年，拉希与奈儿·康马杰在恋爱两年后订婚，拉希正式成为康马杰的女婿，并且得到来自威廉姆斯学院两年的讲师聘书，一切看起来都十分圆满。然而秋季学期开始后，康马杰出乎意料地向历史系告知，因为不满哥大正教授的低薪待遇，他决定辞去教席职务转投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后者开出的价码是哥大的两倍之多，且没有硬性的教学任务。按康马杰传记的作者，纽约知识分子研究专家尼尔·朱蒙维尔（Neil Jumonville）的说法，康马杰平日乖张跋扈的学阀做派得罪了相当一部分同事，他的离去让人既拍手称快，同时也让有些人嫉妒不已。圣诞节日前夕，被公认为学术希望之星的拉希在博士生资格面试中，被无情地拒之门外，消息传来令所有人震惊。拉希对知识分子的幻灭，恰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让拉希与康马杰心生间隙的最大原因，还是两人对于学术观念的根本分歧。康马杰始终以杰弗逊理念的继承者自居，对帕灵顿式的美国思想进步史有着偏执般的喜爱，不容他人与其争辩，即使在家庭聚会中也是禁言学术，漫谈时政与奇闻异事为主。拉希对此自然不能忍受。外界或许难以想象，这对学术翁婿在平日中基本无甚交往，对彼此的学术观点和著作更是从不提及，两人间的“冷漠”关系可见一斑。
从拉希的角度审视，康马杰当属那批奉进步观念为金科玉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进步的痴迷和无质疑的信仰，恰恰造成了对于过去的怀旧式纪念。“进步与怀旧是一体两面的共谋产物，唤起怀旧的真正目的乃是将它活埋”。这段评语未免过于刻薄，但是对进步的无条件痴迷恰恰也是塑造自恋式人格的心态基础。拉希曾引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看法：十九世纪以来人们拥抱绝对的进步理念所带来的危险，要大过宗教狂热、迷信和偏狭带来的后果；这会带来一种“精神干燥症”（spirtual desiccation）般 的 症状。当进步的幻象被无情的现实击溃后，很难想象除了“无以言表的焦虑”与“漫无目的的反抗”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词语形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状态了。
亦师亦友的霍夫施塔特
学术界乃至拉希本人都承认，真正驱使他重塑美国平民主义思想的原动力，在于从源头上纠正由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塑造的美国东西部平民党人面孔。
霍夫施塔特之于拉希，称得上是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拉希从哈佛转投哥大学习时，恰逢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深度交融期，以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为代表的研究路径对传统的人文历史研究形成了全面冲击，哥大则是这轮学术范式更替的最前沿。作为政治思想史学者，霍夫施塔特敏锐地捕捉到这轮学术热潮对于撰写美国进步改革历史的特殊意义：通过对社会阶层心态变化的捕捉与深描，寻觅改革动因的根本动力所在，从而改变传统的以精英为主体的政治史书写范式。霍夫施塔特的《改革的年代：从布莱恩到罗斯福》一书，成为这种学科范式转型的代表性著作。《改革年代》不仅史论张弛有度，论点鲜明深刻，文笔亦典雅优美，至今依然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改革年代》激起的最大学术涟漪，是霍夫施塔特笔下保守、排外、种族主义倾向的平民党人形象，他们不仅仇视崛起中的城市，也对城市阶层的兴起和进步改革运动持强烈抵制态度，因此他们是落后、愚蒙和反动的，他们对过往乡愁般的怀念并不能保护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受侵蚀，在进步面前他们的反抗亦是徒劳的。这种近乎诗性的历史描述激起了历史学者的普遍异议，认为作者夸大、和用文学想象替代了历史的真实发展。经过六十余年的史学发展，霍夫施塔特的观点已经被学术界主流所抛弃。2008年美国历史学家查理斯·波斯特尔（Charles Postel）的 《平民主义者的远见》（The Populist Vision）从 整 体上颠覆了霍夫施塔特的历史叙事，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褒奖。但《改革年代》塑造的诸多历史人物，却长久地留在公众的印象记忆之中，挥之不去。
在拉希眼中，霍夫施塔特对待平民主义的消极、乃至厌恶态度，浸透着那代知识分子经历三十年代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体验从参与激进运动、梦想破灭进而全身而退，在战后全力阻击麦卡锡主义、捍卫冷战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拉希极为钦佩霍夫施塔特这代学者试图从整体上书写美国历史的智慧和才情，但是对他们为了某种强调政治与社会冲突的同质性而刻意地塑造对立者的观念大不以为然。在拉希看来，要批评乃至挑战霍夫施塔特与《改革年代》形塑的平民主义者形象，首要的还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要从它所褒扬的那些美国进步知识分子角色入手，分析他们的心理预期与行为目的，看看是否真的能够言行一致。
拉希与霍夫施塔特就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谈过多次，后者也非常明白学生试图挑战他观点的立场。但霍夫施塔特欣赏拉希的智识才华，更为激赏他的质疑态度，并毫不怀疑他能够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拉希在系里遭遇挫折后，霍夫施塔特亦以自己的方式帮助拉希。拉希离开哥伦比亚后，继续得到他的鼎力支持。在后者出版有关美国激进知识分子著作的过程中，霍夫施塔特为其寻找优秀的出版商，通信讨论书稿事宜，疏导他要平衡学术书籍与畅销著作之间的微妙关联，并为其撰写热情的推荐语，称赞其必将成为“当代美国重要的历史与文化批评家”。这些点点滴滴，拉希都铭记在心，在内心最深处，拉希早已把霍夫施塔特看作真正的思想领路人。
霍夫施塔特罹患血癌猝然去世，令拉希倍感伤心。1970年拉希在经过一系列外部因素的洗礼后，来到罗切斯特大学历史系任教。经历倍感失望的左派运动后，拉希提笔写信告知霍夫施塔特此刻的复杂感受，并告知自己最新的学术兴趣，希望聆听他的意见。但令他错愕的是，拉希的信投送到哥大历史系办公室的当天，就传来了霍夫施塔特逝世的消息。这让拉希陷入了长久的痛苦和自责之中。之后霍夫施塔特遗孀邀请拉希为其著作《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撰写序言，拉希得以借此机会论述导师在书写政治思想史之际，搭起与进步主义史 学 （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拉希看来，霍夫施塔特对比尔德、帕灵顿、特纳等强调利益集团与阶级斗争的进步主义史学的重新审视、反思与扬弃，代表他已经开始认真重新思索“进步主义”这个概念所带来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影响。崇尚进步的指针在六十年代已经遭遇现实的巨大反讽，而如果拉希这代知识分子依然机械式地把过去视作“有用的工具”，刻意追求他们自己的进步与思想乌托邦，那么他们离真实的历史图景不是更近，而是愈加遥远。拉希以此文来铭记霍夫施塔特这代人的智识贡献，劝勉年轻一代史学家能够继承他们的衣钵，破除对某些固有价值观的束缚，在自我批判之中寻求历史写作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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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拉希对美国平民主义寄予厚望，是他对于美国自由文化诸多弊病的深深失望而兴起的。拉希对平民主义的推崇，也是对启蒙运动以来，对西方崇尚理性进步，追捧现代性的一种基于历史现象的思想讨论。客观地说，这个维度的讨论，是我们当下观察西方所谓民粹主义思潮时所或缺的环节，有必要补上。
进一步而言，拉希这个“中心的边缘人”形象的再度丰满，也让我们深究20世纪美国思想文化的多重面向和内在张力，多了一个可资探讨的人物角色。他与美国思想史上众多人物的情谊与纠葛，反映了作为日常生活经验折射的思想史的魅力所在。拉希注定是格格不入的。他曾被询问为何偏爱使用“希望”（Hope），弃用“乐观”（Optimism），他如此回应：因为希望代表着有深度信仰的追求，对有普遍意义幸福生活的孜孜追求；简单的进步执念是不会把你带往真正的希望期许之地的。拉希这种带有深厚情愫与温度的思想意义探寻之旅，恰恰是今日西方众多精英与知识分子所缺失、缺位乃至丧失的。在当下这个难以命名的时代，重读拉希的篇章文字，重拾他的希望之语，作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源泉，应不为过。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俄罗斯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