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
张氏幼习经子，学出塾师，虽进新学堂，仍眷情文史，自拓疆域。著述皆存旧学根基，参新学因子，足成一家言。《通鉴学》之内容既如前述，其成就前人讲之已多，局限亦显而易见。初版出版至今已七十三年，张煦侯逝世已逾五十年。1957年此书再版时，作者曾稍有删改，并撰《再版自序》，表达他对时代改变后认识的相对变化。但也可从中读出，所作删改所涉极其细微。
今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准备重印近人张煦侯先生所著《通鉴学》，嘱我写一段介绍文字。我在从学之初曾认真读过《通鉴学》，对阅读《通鉴》，启迪治学，颇有助益。那前后曾通读《通鉴·唐纪》，以后著《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曾仿照司马光《通鉴》先做长编的办法，对五代史料有详尽的排比，对司马光史学更增深刻的服膺。故乐于写点文字纪念司马光，也介绍张煦侯的大著。
张煦侯之生平与学术成就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杨柏岭编《张煦侯文史论集》，附有三篇张氏生平事略，可据以了解其生平经历。
张 煦 侯 （1895—1968），名震南，以字行，笔名张须，书室名秋怀室、唐风庐。世出桐城，移居淮阴，至煦侯已为第七世。幼习四书五经，乡里有神童之誉。稍长则科举已废，十五岁入南京中等专业学堂预科，十八岁入江苏法政专科学校。三年卒业，归于淮阴第六师范授法制经济。性不喜之，寻弃而钻研桐城古文。辗转馆于淮阴徐家，为其助理省志征访事，得以遍览群籍。年二十五执教于扬州第八中学，专授国文，历十八年之久。与范耕研、王绳之为友，研读诸子，崇尚朴学。抗战军兴，中学解散，淮阴沦陷，张氏携家避难洪泽湖滩，结草为庐，命曰唐风庐。退居六载，以气节自尚。其间据先前读书笔记，著成《通鉴学》，藉表彰温公史学以明志。书自194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名重学界，曾多次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重印。
抗战胜利，张氏先后执教于扬州中学、上海震旦大学、徐州江苏学院。1953年起，任教于安徽师范学院，直到1968年逝世，得年七十四岁。
张氏生当清季，经历数度鼎革，长期任教于中学与师范学院，生活地点远离中心城市，与主流文史学圈也殊多隔膜。然学有根柢，兼通文史，于新旧学术尤能细心体会，自成认识。平生勤勉，颇多著述，除《通鉴学》外，已刊有《师范国文述教》《中等学校实用应用文》（皆商务印书馆1927年）、《国史通略》（中华书局1930年）、《通志总序笺》（商务出版社1934
年）、《王家营志》六卷（1933年铅印本）、《淮阴风土记》（1937年铅印本，台湾曾重印，见尤坚 《文 史 名 家 张 煦 侯》），记《秋怀室杂文》（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未刊者尚有《四史读记》《清政十论》《秦共通论》《秋怀室文编》《尊疑室杂文》，诗词集数种，和1950年至1968年日记十一本（据许琦《张煦侯传略》）。
最近出版的《张煦侯文史论集》，收录张氏学术论文28篇，多撰写于1949年前。较突出者有以下几篇。《研究国学之途径》，1935至1936年发表于《国光杂志》，四万余言，分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编，表达在新学渐占主流背景下国学之价值，颇多通达之见。《郑樵著作考》，为其著《通志总序笺》一节，所列达九类五十七种，堪称大备。《万季野与明史》，1936年刊于《东方杂志》，补订梁任公说之未详，为那时的学界热点。《北音南渐论证》，1947年刊《国文月刊》，以己所居淮阴为基点，以入声在北音中的变化，谈其南渐之痕迹，篇幅不大，意义重要。《〈唐语林〉中的口语成分》，1958年撰，次年刊出，篇幅逾二万，详尽讨论唐代新词的渊源，新词的多音节倾向，重点探讨口语虚词，在那时实属难得。凡此皆可见张氏以旧学积累，涉及当代学术，尤得益于长期任教之积蓄，信笔所至，皆能不同凡响。
《通鉴学》之成书与内容
张煦侯就《通鉴学》之成书与写作缘起，在初版自序中有说明，盖以《史记》之作，太史公颇为自负，班固 《汉书》，亦谓“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而温公书成，毫无尊异之心，其言卑谨，且陈“其间抵牾，不敢自保”。张氏认为“以不世出之巨编而撝谦若此，是岂不足以深求其故也”。同时，更有慨于后世史家“或毛举其抵牾”，而于温公“用力之勤，网罗之富，抉择之密，叙事之有条不紊”，常缺乏必要之认识，因成此通论《通鉴》之著。
张氏自述，早年因循世俗，仅看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通鉴纲目》，对温公之学缺乏认识。三十以后，买得《通鉴》本书，积十多年之阅读，方有体会，更认为自己“性刚才拙”，与温公助手刘恕性格颇同，世乱蜩螗，避地乡间更类温公之退而著书。据他自述，因避地乡间，不仅无书可查，连 《通鉴》本书都没有带出来，手边仅有历年阅读《通鉴》所摘资料和阅读心得之札记。如此困顿之中，大约更便于脱离《通鉴》所涉1362年间的各种史事是非，从闳通的立场揭示《通鉴》之史例与价值。
《通鉴学》分七章，总约十一万言。各章要旨，可以根据张氏本人1948年为《图书季刊》所拟介绍来稍作说明。
第一章《编年史之回溯》。述《通鉴》前编年体史书之沿革与分野，以明司马光著书之渊源有自，并非创格。唐刘知几著《史通》，有《二体》一目，分论纪传体与编年体之不同，于编年体溯始于《春秋》。张氏则认为“《竹书纪年》、殷墟卜辞、诸侯史记，则为三代之编年史体。左丘明出，乃集大成”。《通鉴》主要是承续《左传》而成书。
第二章《通鉴编集始末》，此章述《通鉴》编纂之缘起，引温公嘉佑间之书信议论，见其早年之认识，述其受诏后所得之支持，三位助手之分工协
力，全书陆续奏进至最终之完成。脉络清楚，要言不烦。
第三章《通鉴之史料及其鉴别》，本章以 《通鉴考异》引书为主要依据，“探索司马氏取材之书，得三百零一种”。此一工作，南宋洪迈《容斋随笔》、高似孙《史略》都有论列，张氏当然了解，他的工作较前人有很大推进。相信他曾就全部引书做过周密统计，将其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附别集）、地理、小说、诸子十类，各书之存佚，间亦有所述及。《考异》所见司马光鉴别史料之方法，张书区别为六类，即参取众书而取其长，即在同一史事在不同史书中之记录，必求兼备参酌，比较分析后，取记载相对可信者，或稍备之一说，此其一；两存，即一事在两书有歧互，难以作出明确判断时，不妨互存兼采，避免主观武断，此其二；两弃，遇到前述歧互情况，似皆无确定的理由，或各自有显然的传误，故一概不取，此其三；两疑而节取其要，史料有分歧，各自有疑，各有所长，故虽两疑，但仍摘存要点，足见慎重，此其四；存疑，在史事不明时，史家不要强作判断，适度存疑，把握分寸，最见掌控史笔之能力，此其五；“乃兼存或说于考异”，与前各款又有所不同，许多枝末小事，如时间、地点、人物，《考异》常以繁复的篇幅给以考证，原因在此，此其六。张氏说，“宋人不以考证鸣，而司马氏在在用考证方法，又不流于猥琐，卓然成一家之言”，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实已开清代朴学先河。张氏此节，我以往读得最熟，不仅熟背各引书书名，且对各书引录有所索引。汉学重考据，宋学尚议论，是一般而言，宋学也有考据精密者在，其方法更沾溉于后学，此张氏论温公文献而具之特见。
第四章《通鉴史学一般》。此节揭出五端，一曰《春秋》之意，二曰《左传》之法，三曰儒家之宗旨，四曰本朝之背景，五曰著者之特见。
张氏自述“秉《春秋》之意”，是指“发挥名分之义”。引章炳麟说，认可温公修史不为“褒贬笔削之说”，张氏既表赞同，另据温公《进通鉴表》，谓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其删削之四项标准，且贯彻全书。张氏特说明《通鉴》全书自三家分晋始，见王政之衰与七国之立，其后一大段议论，在于“发明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为全书纲维所在，最不可滑过者。而《左传》之法，张氏列举时间本位、作者意识本位、人物附载、重要文字附载、政制附载、杂事附载诸项，兼及史事隐相衔接、诸国事平均纂述，看似平常，实非对二书透彻理解而难以臻此。
张氏自述温公守儒家宗旨，指“是非不谬于圣人”。张氏引程颐论温公之纯粹不杂，引 《宋史》本传见温公“持身之慎，检己之严”，可称醇儒。复引其史论中对子臣之道、君相之职、立身行己之要的议论，见到温公对“刑赏、仁暴、义利、信诈、名实、才德、奢俭诸端”之议论，“温公辨之最严，持之最力”。张氏谓《通鉴》“寓北宋当时之背景，不独案论处而然”。案论指司马光引前代史家论断六十多则，又以“臣光曰”之议论有一百十九则，多寄当世之慨，如胡三省曾揭出“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几乎就是他对新法廷争之继续，读者较易明白。张氏更引《续通鉴》所载温公进读迩英时之议论，以明一般史事叙述皆寓时论，可谓善于读史者。
著者特见部分，张氏罗列四项，一曰不别正闰，二曰不信虚诞，三曰不书奇节，四曰不载文人。在此仅说一、四两项。
正闰之说，肇萌于五德、五行之说，汉以后论述至多，因关涉政权继承之合法性，以及历史上多个政权并存时期之谁主谁次，分歧尤多。宋初对此并不重视，如《册府元龟》为诏编之书，南北朝以北为正，以南朝为闰，五代以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正，后梁为闰，与宋廷承续有唐与五季之正统有关。在司马光以前，欧阳修斤斤致论于正统之说，认为后梁虽属僭夺，而事实已拥有中原大部，应列为正统。司马光对此立说更属通达而有勇气，即承认曹魏承汉为正统。其说见于黄初二年刘备即位下之 “臣光曰”，自称“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而认可的原则是：“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反对以仁暴、强弱、居地、承授来区别正闰。他认为如刘备称汉中山靖王后，本已族属疏远，与刘裕称楚元王后，李昪称吴王恪后之类真假难辨者一样，不能成为绍续汉唐正统之依据。张氏赞许温公“如斯史识，可谓空前”，且全录前述一节议论，认为：“此一篇者，态度坦白，旗帜鲜明，实为有革命意味之重要文字，冬烘先生之所疑，而研究温公史学者所必读也。”后来朱熹修《通鉴纲目》，严辨正闰，对温公此论期期以为不可，即此所斥“冬烘先生”者。不纠缠正闰，温公可以不带好恶地客观叙述历代史事。
至于不载文人，在温公致范梦得书中，已有说明。张书承历代之说，赞同《通鉴》以致治为撰述宗旨，故于“动人欣赏之美术文字，未尝附见”，“苟可以反映一时之民众心理”，如汉之《长安谣》，后秦之赵整歌，天宝间为杨贵妃歌，亦有所披载。张氏对此有所理解，然书末仍感慨其“文化史料之太略”，终不免文人论史家之本色立场。
第五章《通鉴之书法》。历代修史，皆秉《春秋》褒贬及太史公实录之说，寓作者对史事与人物之态度。张氏认为《通鉴》自有其特定书法，是不能为《春秋》及史公所笼罩。前人论此者，温公孙伋著《通鉴释例》揭为三十六例，刘恕子羲仲也有论列，但多不为胡三省所采信。张氏所述，参酌前人而有所变通，就年、人、事三端展开分析。
年是指时间，编年体史书的基本特征是以时间为序。司马光要考明1362年史事，所见文献各个时期有很大不同，如唐代以实录为基础，叙事可以详尽到每年的具体月、日，他朝未必能及此。编年的基础则是务明历代所用之历法，以明朔闰。司马光有幸得到已故律历学者刘羲叟之《长历》，存汉元帝到五代末之年历，以之为工作依凭，并节存于《通鉴目录》。张氏归纳温公的编年之法，一为隔年首事与终言之，二为岁阴岁阳纪年，三曰不同时期书岁不同，四曰天文现象不备书，五曰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
与人相关者，张氏也归纳为五条。其一，帝王曾混一海内者，与其子孙皆用天子法；一时代各政权实力相敌，本非君臣，用列国法。其二，国名人名有同者，增名以示区别。其三，书人必以名，即犯宋讳亦不改；以字行者书其字，胡人后改汉姓者，从其后姓。张氏举例说如崔胤、马殷，皆直书，惟“臣光曰”称崔胤为崔昌遐，对天子言不得犯讳故。其四则人之初见者多冠其邑里，或插注世系；将卒者有谥必书，弥补了编年体不以人为本位的不足。其五为书人虽无褒贬，但有变文见意者。
叙事方法也有五条，即叙事或先提其纲，后述其详；长篇叙事，多先溯由来，次及本事；书一事而他事连类而及；书一事而同时谋议莫不备载；一事初见者，述谨始之意。此章所述，看似多为细节，然旧史所讲义例谨严，多从细节考量。张氏梳理揭示，足见读史之细心得要。
第六章《通鉴之枝属与后继》，张氏述此章“所举书三十余种，各评其得失”。自述甚简，而所占篇幅甚多，盖欲建立一门学术，自当明晰其相关著作及后世影响。
本章以温公在《通鉴》同时完成之著作为“枝属”，后世接
续之著作为“后继”。
温公修《通鉴》前，已有《通志》八卷奏进。修《通鉴》期间，同时完成而为世所习知者，有《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二书。张氏网罗文献，知存者有《稽古录》二十卷、《涑水纪闻》十六卷，虽逸原编而存于《稽古录》者则有《历年图》及《百官公卿图》二书，以及《通鉴释例》，虽编在温公曾孙伋，然多存温公著书时旧说，为存者七种。亡者则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及《通鉴节文》六十卷，亦援据文献明其内容及遗失原委。
后继部分之论列，用力尤深，细分为踵纂、注释、订补、论断四目。如踵续，又包含协助温公著书者刘恕先于《通鉴》完成之二书，宋人胡安国、龚颐正、蔡幼学接续温公相关书之著作，李焘、李心传、刘时举据《通鉴》体例述本朝史诸书，金履祥补《通鉴》前史之著，以及明清诸家循例撰宋以后各代编年之著。至袁枢改编《通鉴》，以事为中心作《通鉴纪事本末》，朱熹责温公不讲正统、不明褒贬，删节其书为《通鉴纲目》，二书又各有所枝衍。注释一派，宋有多家，仅存史炤《释文》，张氏斥为“浅陋粗疏”，而独重胡注，此自是明清以来通论，张氏于胡注得失各有叙述，态度也较客观。订补一派，张氏特别推重的，一为刘恕子羲仲著《通鉴问疑》，赞其能读父书，虽未及见温公，而与参修学士范祖禹讨论独多，范之解答，也颇得其要。二为严衍《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赞为“胡身之以后仅见也”。论断一派，指借《通鉴》以讨论兴亡、褒贬人物者，代有其书，张氏对此仅述李焘、张溥、王夫之数家，点到为止，因此派与温公学术关系最远，不必深究。
第七章《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张氏谓其论《通鉴》之得有三，“合《纪》《传》《表》《志》为一编，合独断考索为一编，合史学文学为一编”。失亦有三，“系年方式之过整，文化史料之太略，作者感情之或偏”。书末更提出改造编年史之建议十九则，可见其研究旧史学、建设新史学之用意。
以上略述《通鉴学》之全书宗旨与各章大义。张氏自云以四、五两章最为重要，我于三、六两章亦深致意焉，故分述如上。
《通鉴学》的学术地位
张煦侯先生成长与为学的时代，旧学未断，新学竞萌，新旧交战，也互为参取，各成气象。张氏幼习经子，学出塾师，虽进新学堂，仍眷情文史，自拓疆域。著述皆存旧学根基，参新学因子，足成一家言。《通鉴学》之内容既如前述，其成就前人讲之已多，局限亦显而易见。
《通鉴学》初版出版至今已七十三年，张煦侯逝世已逾五十年。1957年此书再版时，作者曾稍有删改，并撰《再版自序》，表达他对时代改变后认识的相对变化。但也可从中读出，所作删改所涉极其细微。
七十多年间，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出版研究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著作，我所见即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点校本《资治通鉴》的出版，张氏应该见过，但没有留下意见。二是日本发现别本司马光文集，保存大量司马光经筵讲史的记录。三是就司马光生平、《通鉴》之成书过程、三位助手及其史学的研究，以及后世帝王、宰相、学人阅读评点《通鉴》著作之出版，乃至《通鉴》与宋元讲史话本之关联，都有很好的论列。香港黎启文曾编《通鉴胡注引佚书考》（自印本，将《考异》视同胡注），将《通鉴》引书作了逐条梳理。《通鉴》史学思想与成就之研究，成绩更多，新见迭出。七十年前的《通鉴学》，确实有些过时了。
然而若放在历史过程中来看，则该书是奠定《通鉴》学的开辟著作，《通鉴》一书的大端问题，该书都提出来了。同时，该书存旧经史学之精神，有新学术的理念，对编年体源流之梳理，对《通鉴》创新与史法的揭示，对司马光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纂著《通鉴》，存史事，析名分，重纲纪，弃褒贬而明史法，叙人事而忽天变，倡一统而轻正闰，究真相而详考证，都有绵密之分疏与论列。其立场既不同于宋元理学之迂执，又不似今日学者那般以后世概念套古人作为，能在传统礼法与道德的立场上，在传统史书与文学书写的技法上，揭示《通鉴》的特见与司马光的学术勇气。就此数端言，此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