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从占领国际医学至高点的外科医生，到成功研发国产医疗器械的内科名家；从远离祖国与亲人的援外医者，到不论寒暑走街串巷的家庭医生……昨天，首场“我与共和国共奋进”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97岁的“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95岁的“癌症诱导分化之父”王振义等七位医生用医者仁心点亮生命之光、与祖国同频共振的传奇奋斗故事，引得现场无数次响起热烈掌声。
卧薪尝胆，征服技术荒原
百年现代医学发展本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拓荒史，对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而言，更是如此。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肝癌防治领域一片空白。吴孟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政委陈树林讲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的故事——《永远与党和人民肝胆相照》。
陈树林说，当时有国外专家看到吴孟超简陋的研究环境后说：“中国肝脏外科要赶上我们，起码要30年！”吴孟超听后，写下“卧薪尝胆、走向世界”八个大字。历经上万次实验，吴孟超等人终于在1957年首次提出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理论，中国医生从此找到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此后，吴孟超一步步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技术提升至世界水平，挽救了大量肝癌患者，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在上海卫生健康领域，征服技术荒原的故事不止这些。2000年后，西方的移植技术已升级到活体移植，而中国掌握该技术的医院很少，儿童肝移植更因技术难度大，涉足者寥寥无几。也因此，80%的中国胆道闭锁患儿活不过2岁。
“成人肝移植是前人收获的风景，儿童肝移植却是亟待征服的技术荒原。因为这个领域无人问津，重病的孩子才更需要我们！”夏强说。2004年，38岁的他到仁济医院创建肝脏外科，7名医生、11张床位，白手起家。在每天苦练14小时、坚持训练10个月后，他带领团队在国内首创“精准切肝”理念，并于2006年10月成功开展仁济医院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宣告技术成功突围。
截至2018年，仁济医院完成儿童肝移植1679例，连续八年居世界第一，患者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中国儿童肝移植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苍生大医，永远心系病家
临床上，有太多凶险的疾病等待医生去征服，一名医生一辈子看好一种病，已属不易，更何况有人做得还不止这些。
昨天报告会开始之前，一名95岁长者的现身在现场掀起一阵小高潮，齐刷刷的掌声仿佛在表达对他的感谢。他就是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振义。
上世纪80年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还是一种死亡率特别高的白血病。女孩小静生命垂危，就是得了这种白血病。王振义研究病情后，建议女孩服用还在实验阶段的全反式维甲酸。不少人劝他“用自制新药治疗，万一有啥，可能会名誉扫地”，他却说“我相信科学，我有信心”。
奇迹出现了。女孩吃了一个星期的全反式维甲酸，病情就出现转机，白血病最终完全缓解。这是世界公认的诱导分化理论成功治疗癌症的第一个成功案例，王振义因此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并于1994年获得世界肿瘤学最高奖“凯特琳奖”。
王振义历经八年奋斗终于找到一种药，一举攻克一种最危重的白血病。更为动人的是，他没有为此申请专利。
“我手上的这盒药就是全反式维甲酸，王老师只想着要让天下所有患者都用得起这种药，所以他没有申请专利，无偿赠予全世界各大医院使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赵维莅说，上世纪80年代，这盒药在中国只卖11元，如今即使过去了30年，国内也只要290元，并已纳入医保，而类似的抗肿瘤药物价格高达2万元以上。2012年，日本爱知癌症研究中心名誉主席大野竜三教授说，仅这一种特效药就为日本每年节省10亿日元开支。
“患者的病愈，是医者最高的荣誉。”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说得动情。
回顾这位医学名家的奋斗历程，也有着数不清的“第一”：开通华东地区首个急性心肌梗死抢救“绿色通道”、首例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我国首例国产完全可降解支架的应用……他说，40年前，对冠心病心肌梗死的诊断和治疗，只是让患者“等待命运的安排”；而今，伴随现代医学的崛起和祖国医学事业的飞速发展，冠心病成了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疾病，所有人共同的努力，正是为了让更多患者重燃生的希望。
大爱无疆，只要被需要就会挺身而出
这份爱，还是超越国界的。“走上演讲台的瞬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与传染病战斗的场景：抗击非典、应对甲流、奋战H7N9、防控埃博拉、狙击寨卡……”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卢洪洲医生的讲述令人屏息。
2014年11月，他作为中国首批援助西非公共卫生培训队临时党支部副书记，前往塞拉利昂，直面死神埃博拉。“出发前，国家为我们每个人购买了人身保险，我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对她说：‘若我不幸被感染，这笔保险金就为宝贝女儿购置嫁妆吧。’电话另一头，妻子也告诉我一个秘密，她在我的每件衬衫上，都绣上了卢医生的英文缩写。她说，非洲瘟疫横行、治安堪忧，万一发生意外，可以识别我的身份……”卢洪洲说到此处，台下无数人泪目。
诚如这个“最美援外医生”所言，和平年代，与传染病博弈就是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哪里有传染病，哪里就有公共卫生战士，“在党和人民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站得出来、冲得上去”。
2003年经历“非典”，卢洪洲与同事们创造了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的“社区零传播、医务人员零感染”的上海模式。也是此后，上海乃至全国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再上新台阶，深受国际社会认同，从当初的标准跟随者到如今的指南制定者，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正为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在我们身边，还有另一种援外医生。“去年10月，我从遥远的北非回到熟悉的祖国、温暖的家乡，而我的78名援摩医疗队同事还在以精湛的医技和高尚的医德为当地民众服务。”第16批中国援摩洛哥医疗队默罕默迪亚分队队长、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医生胡炳麟说，他代表的是几百名在非洲摩洛哥援外以及在国内对口支援西藏、新疆、青海、云南等地区的上海医务工作者。
也有一群医生就在我们身边。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朱兰扎根社区一线30多年，代表的是上海8000多名奋斗在一线的家庭医生，他们用技术与温情守护着千万生命，也构建起“健康中国”“健康上海”的基石。
“听完报告，很受触动，我想我们要学习的不仅是他们对待医学事业的敬业、对待患者的竭尽全力，更要学习他们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忘我的境界。”瑞金医院团委副书记、血液科主治医师李啸扬说。
报告会现场还有不少医学生。“今天的聆听让我回忆起填写高考志愿时的学医初心。医学是一个充满爱与奉献的事业，我们要在当下优渥的条件下努力学习，让自己配得起这份伟大的职业。”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龚佳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