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9年04月0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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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

印人党执政5年来GDP增速在大型经济体中居首位,反对党对此质疑——

印度经济高增长是“人工制造”?


越南河内街头车水马龙,象征着这个国家活力十足。 视觉中国

    ■张家栋

    印度将从4月11日起迎来为期6周的大选。近日,随着大选临近,印度国内对其经济状况的质疑与争论也在上升。为了选举,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给出了一张非常靓丽的成绩清单:从2014年到2018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7.4%、8.1%、7.1%、6.7%和7.3%,在大型经济体中居首位。

    同样为了选举,反对派人士则认为:印度经济的高增长是执政党2014年调整统计方法人工制造出来的。此外,印度制造业发展状况和相关出口数据,都与官方GDP增长速度不相称。

    那么,印度经济的真实情况究竟怎么样?

    高增长低通胀背后,经济面临四大隐忧

    不管怎么争论,当前印度经济发展状况总体良好是一个事实。从2014年到2018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7.2%。同时,印度的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也比较好。例如在2018年,印度的贸易赤字占GDP的7.6%,虽高于前两个年度,但仍然低于2012年时的10.41%;财政赤字占GDP的3.31%,低于2012年时的4.93%;通货膨胀率为2.63%,也低于2012年时的10.05%。

    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实行国内改革和国际经济环境对其有利。

    首先,印度大力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印度于2017年5月废除了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除较为特殊的航天、国防和媒体行业外,超过20个行业允许100%的外商直接投资。自“印度制造”出台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长55%,股本流入增长63%。

    其次,国际经济环境对印度较为有利,尤其是石油价格低迷,让印度有了更多经济自由。在国大党执政时期(2009年至2014年),国际平均油价为96美元/桶,甚至一度超过100美元/桶,这导致印度贸易赤字扩大、油气价格上升、卢比贬值,民众非常不满。而在印人党执政时期,平均油价只有61美元/桶。印度石油进口支出节约了三分之一左右,这让莫迪政府有机会在财政扩张的同时维持低通货膨胀率。

    印度经济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

    农业面临严峻挑战。尽管印度农产品产量不断上升,但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今年来更是达20年最低,导致农民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事实上,印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在外部是因为国际能源价格下降,在内部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低迷,非食品、非能源领域的通货膨胀率其实非常高,这事实上构成了其他经济领域对农业的剥夺。

    建筑业和服务业(贸易、宾馆、交通、仓储和通讯)这两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也低于国大党执政时期,导致印度经济不能惠及广大民众。

    私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在近两年有所下降。2017年,由于废钞和税制改革的干扰,私有企业税后利润急剧下降。

    国内投资和出口不振。国内投资不振主要是由于大量坏账,导致银行不敢向企业贷款,企业也不敢向银行借款,进入了恶性循环。出口不振的部分原因是印度经济改革的结果,很多中小企业不适应规范化的运营模式,经营成本上升,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

    具有长期增长潜力,须解决结构性障碍

    长期来看,印度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劳动力供给能力强、竞争力强。印度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但中位年龄只有28岁,人口红利明显。同时,印度精英多数能说英语,与世界主流市场对接便利。再加上印度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劳动力价格的竞争力和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都非常高。

    经济一体化措施已有成效。尤其是税收改革,既扩大了税基,又促进商品跨邦流动,促进印度经济的一体化。

    营商环境有明显改善。最新报告显示,印度的排名已达到全球第77位。印度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有所提高。2016年印度《破产法》制定了新的规则,既为印度挽回了4万亿卢比的国有资产,又为印度财政减了负。

    但是,印度经济的结构性障碍仍然存在。印度在征地方面上的低效并没有明显改变;环保与劳工权利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有待缓和。这些都不仅拖延了经济发展速度,还增大了企业的投资成本。

    印度政府虽然在过去几年内积极推动相关改革,放宽对企业的限制,但成效如何尚不确定。这导致很多外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往往集中于对本土企业的并购,对于新设工厂的兴趣有限。这导致印度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就业增长乏力,民众对经济发展不满意,又反过来削弱了印度经济改革的民众基础。

    归根结底,印度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其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不适应造成的。印度政府中小微企业部国务部长基里拉吉·辛格于今年初表示,与中国和新加坡相比,印度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抗议太多,成为拖累该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他讲的应该就是这一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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