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承军
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er Snow）曾在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及时向欧美的一些报社和通讯社发稿报道，从而使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最快速度传播到全世界——这是长期以来常见于一些亲历者和研究者著作文章中相当普遍的一种说法。
最早提出此说的是与斯诺有着师生情谊的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执委会文书陈翰伯。在运动爆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与张兆麟（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黄华（燕大学生自治会执委会主席），以及黄敬（北大数学系学生）、姚依林（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等学运骨干经常到斯诺家里打听消息，议论时局，并商讨如何开展学生运动。陈翰伯在《在斯诺的小客厅里》（《读书》1979年第九期）一文中回忆道：
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已辞去燕大教席，专任《纽约太阳报》的自由投稿记者……事先，我们已经通知斯诺夫妇。我们把宣言、口号、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新华门）对他们说了。十二月九日晚上，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了一封长电报，称这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在北平的外国记者，只有斯诺一人发了一条独家刊载的新闻。
陈翰伯是与斯诺关系较为稔熟的“我们”中唯一对此事做出回忆的见证人，文章发表后，当时仍健在的张兆麟、黄华、姚依林三人均未提出异议，故陈说就此被研究界奉为圭臬，并因袭延用至今。
而美国学者约翰·马克思韦尔·汉密尔顿（John Maxwell Hamilton）所著《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一本资料详实、质量较高的斯诺传记，其中亦有相似记载：
斯诺在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电讯稿中是这样报道游行的：“此地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起因是抗议日本强占北方领土的阴谋。学生运动经常改变中国历史，它是革命的。”
以上描述多年来被人们引用并流传，然而，斯诺当年是怎样具体报道“一二·九”运动的？这是笔者在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过程中一直很想追根溯源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报道内容反映的是运动爆发前一个月的情况
由于在国内查检《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原件有较大难度，2017年8月，笔者约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博士生Jingyuan Qian在美国图书馆帮助查找1935年12月份斯诺在这两种报纸上刊发新闻电讯的情况。结果发现《纽约太阳报》于12月9日刊载了一则斯诺写的有关近期北平学生运动态势的报道，刊出时间恰巧与 “一二·九”运动爆发当日一致，但斯诺发文给报社的时间却是11月12日，从时间上即可看出，其报道内容反映的应为运动爆发前一个月的情况。
那么，斯诺这篇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让我们看看由Jingyuan Qian翻译的该报道中译版全文：
中国学生再掀学潮冷酷镇压后，青年运动重获生机——日本方面反对
发自埃德加·斯诺
北平，11月12日，一个新的学生联合会的创建，结束了中国学生在很长一段时期的沉寂。这个学联目前已获得代表了北平与天津十一所大学、公学和高中的男女青年的支持。
该学联近期进行了第一次集体行动，在行动中学生代表们开会并起草了一份宣言，并通电全国，发出了组织起来、争取民主权利的号召。
在此同时，一份请愿送呈给了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
提出三项要求
这一请愿提出三项有关恢复公民权利的要求。这些请求包括：其一，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其二，确保结束针对学生的非法逮捕、拘留和监禁，且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对任何大中学生采取行动；第三，和平的公众集会应当被允许，不受警察或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后两条据称所指的是当今在公立教育机构中建立的谍报机构，这些谍报机构常常奉“蓝衣社”之命行事。“蓝衣社”是由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国民党要员所执掌的一个秘密的半法西斯性质组织的成员。
“我们曾想象”，该请愿接着写道，“当我们迎接这个新政府掌权时，我们实际见证了千年专制制度的结束。然而，自从现政权开始至今，没有一项承诺是兑现了的。”据可靠消息称，一共有30万青年在新的独裁政权下被杀，而“失踪”的人数也许同样之多……自由出版书籍是人民的一项权利，但1934年单是在北平，就有1000种不同的书籍被焚毁。
代表15000名学生
这份请愿的副本，及重复了上述控诉的学生宣言被送往报社和遍布中国的学生团体。鉴于这一新学联的中央委员会由每所学校所承认的学生集体选出的代表组成，这场新生运动所代表的学生总数预计将达10000至15000人之多。
在沉寂多年之后，中国的青年学子中间这些充满生机的信号蕴含着许多意义。记者从学联主席张兆麟处了解到，这些为恢复民权所做的努力仅仅是一场全国性运动的第一步，学生希望能通过发动这场全国性运动来“重振”中国的青年。
身为“美式”的燕京大学大四学生的张先生相信，如今领导运动的使命担负在他同校的学生们身上，因为“这是中国唯一的结社和出版自由未被完全剥夺的一所学校。”
1918年的学生运动
张先生断言，中国学生“在历史中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群体所发挥的影响力都要大”。
在1918年由北平学生组织、并在短时间内延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新青年运动”，拉开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改革的序幕。这场运动的冲击，最终让儒家传统的痕迹与旧式教学方法从学校中清除。一种称为“白话”即“通俗口语”的新语言受到尊崇，并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语言的雏形。整个政府——曹锟所领导的腐败的“安福系”，即“安宁与快乐”政权——被摧毁了。整个省份——富饶的山东省，原本准备在凡尔赛会议中割让给日本，这令中国与会代表心惊胆战——得救了。
学生声援的分量，在1926-1927年的国民革命爆发前后，再次重大地影响了历史的平衡。孙逸仙博士在革命中赋予了学生们责任重大的角色。当蒋介石委员长1927年夺取政权时，数以千计曾为革命成功奉献一己之力的学生遭到了屠杀。
然而，青年运动保存着足够的生机，以至于在1931-1932年间日本侵略满洲时学潮再次爆发。50000名学生前来南京抗议国民党对日本的消极政策，这实际导致了蒋介石领导的政府的下台。然而，蒋介石重新执掌了政府，让学生的行动无功而废。
当下的运动是否能获得像过去一样的分量是值得怀疑的。运动最终的目的，是将中国的青年在抵抗外国侵略这一基础上组织起来。如今，学生受到的压迫并非来自本国统治者，而是日本方面。
该报道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该报道全貌如上所示，它在当时起到的重要作用乃至当今极高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斯诺是第一个向世界披露“中国学生再掀学潮”的西方记者。他将之前学生公布《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这一运动发起准备阶段的重大举措，包括始发原因、具体步骤、宣言梗概、历史背景及今后展望都作了客观详尽的分析介绍，从而使得广大国外读者对中国青年运动现况及来龙去脉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概括性了解。
其次，该报道揭示了运动爆发的一个关键成因。
“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在北平所有大中学校中，哪一所学校表现最为突出且起到领军作用？不难看出，其时以张兆麟为首的燕大学生自治会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气概，且行动迅猛。现有史料可佐证：国难当头，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是最早行动起来寻求国内外进步力量和舆论同情支持的学生团体。他们利用其主办的《燕大周刊》呼唤同学们团结起来，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通过斯诺带信给宋庆龄先生求教，并得到宋先生的及时回信鼓励和支持；他们也试图通过斯诺将宣言发表在国外报刊上以求扩大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80多年后新发现的这篇报道更显得弥足珍贵，它让我们从细枝末节中了解到当年斯诺对学生们实实在在的帮助。
话归原点，《纽约太阳报》其实并没有及时刊发斯诺写的“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相关报道。陈翰伯所言“十二月九日晚上，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了一封长电报”的消息无疑出自斯诺本人，这一信息来源本无问题，但电报发出后能否及时刊出却不是斯诺能拍板决定的事了。换言之，斯诺发出一条独家新闻可以确认，但陈翰伯等人此后没有（也不可能）亲眼看到《纽约太阳报》上的这条“独家刊载的新闻”。据笔者近年检视与研究所掌握的材料，斯诺当时并非《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派驻中国的正式记者，而是与包括这两种报纸在内的多家英美报社签订合同的特约自由记者，其稿件不能保证每篇都能刊登，甚至有的稿件在编辑部压得时间较长。亦或，报社在收到斯诺的专稿后，对中国情况不太了解的编辑们认为刚刚发过一篇关于中国学运的稿件，没必要再接着发，此应为这篇独家新闻最终未能刊出的原因吧。
再看《伦敦每日先驱报》。1930年至1935年期间，斯诺在该报上刊发过数篇有关中国时局的报道文章。该报于1935年12月10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一二·九”游行示威的报道，题目为“China Urged to Fight 3000 Demonstrate in Peking City Gates Shut on Marchers’Are we Japan’s Colony？”（《北京三千名示威者在城门关闭情况下促进中国反抗——“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吗？”》），因文章未署名，故不能确定由斯诺一人所写。倒是北平学联发动“一二·一六”大游行的第二天，该报及时刊发了斯诺写的一篇题为“Swords Flash in Streets of Peking Patriot Students Storm City Gates”（《北京城门下闪耀着爱国学生的剑光》）的报道，
从时间上推断，这篇报道或为《埃德加·斯诺传》一书中所提的那篇“电讯稿”。
为了将“一二·九”运动爆发的重大新闻及时传向世界，学生们提前一天将计划透露给斯诺，斯诺又将消息通知了在北平的其他西方记者。次日清晨，斯诺夫妇和其他西方记者与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他们用手中的笔、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下这一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那一瞬间。然而，80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们除能见到大都出自斯诺之手的“一二·九”运动的一些珍贵的照片、影像，以及学人们笔下未经证实的些许传言性质的说法外，却不能完整无误地见到斯诺和他的朋友们当年实时实地采写的通讯报道文章，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研究“一二·九”运动的一个缺陷。限于篇幅，笔者谨对斯诺关于“一二·九”运动最早的一篇报道予以详介，算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有志于此的学人的关注、思索和考证。如是，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新材料被陆续发掘和介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