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人

    《资本论》出版后，迅速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大范围地得到理解，尔后在德国经济学术界引来广泛关注。接着，俄文版、法文版、英文版的《资本论》相继问世。

    普希金曾说过：“请千万别瞧不起译者，他们是人类文明的邮差。”翻译工作是在科学发明、技术创新、文学创作、艺术创造等领域的跨文化、跨语言工作，并为促进上述领域的进步、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提供了具有完全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晚宴上发表感言：“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成世界的文学。”正是如此，《资本论》能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我们同样不应当忘记《资本论》的翻译家们，他们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他们的名字应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资本论》的外文译本最早出现在俄国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后，在俄国进步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早在1868年10月12日，马克思在信中告诉库格曼，一位彼得堡的出版家给他提供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资本论》的俄译本已在印行中，请他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作为封面的装饰。马克思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命运的讽刺：西方不亮东方亮。25年来，他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写了大量文章，点名道姓批评了许多俄罗斯的理论家，但马克思的著作在俄国却一直很受欢迎。比如他批评法国蒲鲁东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俄国那样畅销。这一回，又是俄国的出版家第一个向《资本论》抛来彩球，实在是很令人高兴的。

    优秀的俄译本《资本论》的译者是俄国经济学家尼·弗·丹尼尔逊和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帕廷。丹尼尔逊的笔名是“尼古拉-逊”，在俄国很有影响。他写信建议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的俄文版，并希望将第一卷和第二卷一起出版。马克思回信说，不必等待第二卷，第一卷是一个完整的部分，可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870年，格·亚·洛帕廷亲自到伦敦向马克思当面请教。洛帕廷给马克思留下了很好的深刻印象。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绘洛帕廷：“他有灵活的、批判的头脑，愉快的性格，像俄国农民一样刻苦，他对什么都感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四卷）后来，洛帕廷为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只翻译了第一卷的第二章至第五章（即现在的第二篇至第六篇），剩下部分由丹尼尔逊完成。俄国的书报检查机构是很苛刻的，而且他们明知作者是一位知名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整部著作的倾向是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的，为资本主义世界敲响了丧钟，但这批俄国书报检查机构的老爷极为愚蠢，他们的思维定式和判断出了大问题。他们以为《资本论》的叙述并非任何人都能理解，而且这种叙述又具有科学的、数理的性质，“因此本委员会认为该书可免于法律追究”。于是开了绿灯，一路放行，《资本论》得以顺利出版。马克思读完译本后，极为赞赏，认为“译得很出色”。

    1872年3月27日，《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在彼得堡出版。到5月25日就销行了1000部——全部印数的三分之一，俄罗斯民众视之为甘霖。初版3000册很快售卖一空，《资本论》成为一本畅销书。1878年11月15日，马克思还写信给丹尼尔逊说：“关于《资本论》第二版，我要提出下列意见：（1）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按法文版处理。（2）译者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3）我认为作某些修改是有益的，并无论如何在一星期内设法为您准备好，以便能够在下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五）寄给您。”《资本论》第二版的发行也很顺利，出版商名利双收。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与俄译者丹尼尔逊保持联系，于1885年和1896年分别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俄文版。这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早的外文译本。除丹尼尔逊的译本外，1898年，阿斯卡尔汉诺夫出版社出版了由柳比莫夫主编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俄文本，1899年，波波娃出版社出版了由彼·别·司徒卢威主编、叶·阿·古尔维奇和札克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本，1907—1909年，莫斯科书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伊·伊·斯切潘诺夫主编的《资本论》三卷全译本。列宁也参加过斯切潘诺夫译本的准备工作。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法文版首次明确使用了“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两个概念

    在出版第一卷德文版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开始考虑出版法文版。《资本论》法译本是和《资本论》德文第二版是同时出版的，马克思希望通过这一工作，能够“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几经周折，直到1871年底，经保尔·拉法格介绍，马克思找到了巴黎出版商莫·拉沙特尔，又通过沙尔·龙格找到了翻译约瑟夫·鲁瓦。鲁瓦为法国波尔多地方学校的教员，因翻译费尔巴哈的著作而著名。1872年2月，鲁瓦开始着手翻译。工作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对自己的译稿很不满意，他请求马克思将自己的第一章译文拿给朋友们，看看是否合格。经过译者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到1873年底完成了初稿。鲁瓦采取了直译的方法，译文虽然忠于原文，但显得太死板，不易读懂。马克思本人亲自担任法文版的校订工作，这对马克思说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他曾不止一次抱怨说，还不如他自己亲自翻译来得轻松。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法译本有着甚至可以与原著媲美的独到的科学价值。法译本在德文第一版的基础上，在内容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新的加工。在法文版中，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积累问题时，首次明确使用了  “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这两个概念，并对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明确阐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跋中写到：“在担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等等。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文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资本论》，第一卷）1875年法文版的《资本论》比德文版《资本论》更为珍贵之处还在于，尺寸稍小，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数十位共产主义运动的学者、先锋、领导人详加介绍，图文并茂，为当时之宣传册，于研究早期共产国际甚有帮助，极具历史和参考价值。

    后来，恩格斯在修订德文第一卷第三版和第四版时，均参照过法文版《资本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法文版是1900—1902年由巴黎纪阿尔出版社出版的。1922—1930年，巴黎阿尔弗雷德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法文全译本，共14个分册。1948年至1960年，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新译本，共8个分册。1976年新版改为三卷三册本，这是目前通用的法文版。

    此外，在马克思已逝世、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曾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下列各种版本：三个伦敦版英文本（1887、1889、1891年），三个纽约版英文本（1887、1889、1890年），巴黎版法文本（1885年），哥本哈根版丹麦文本（1885年），马德里版西班牙文本（1886年），都灵版意大利文本（1886年），莱比锡版波兰文本（1884—1889年），阿姆斯特丹版荷兰文本（1894年）。《资本论》终于风靡欧洲，一扫刚出版时在德国的沉寂状态。十月革命之后，比较通行的是斯切潘诺夫的全译本（发行了8版）。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从1955年开始编译出版的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资本论》三卷新俄文版被编入全集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1960—1962年出版）。

    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担任了英文版的引文校正工作

    《资本论》是在英国写成的，而且“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希望英译本能早日问世。1867年，当《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还在排印的时候，恩格斯就推荐国际会员、英国法学家赛·穆尔担任英文翻译工作，并表示“全部工作将在我的直接监督下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马克思逝世之前，包括穆尔在内的许多人都未能完成英译工作。马克思逝世后，第一卷的英译本是由穆尔和马克思的女婿爱·艾威林博士共同翻译完成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则担任了引文校正工作，恩格斯也为英译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1887年1月，《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在伦敦出版，同年4月发行了第二版。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在英国不像在德国、俄国和法国那样成功”。对于英文版，《星期六评论》杂志发表一篇短评，赞扬它的行文，说干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在马克思笔下获得了独特的魅力。

    恩格斯逝世前，第一卷英译本出版过大约六个版本。1906年至1909年，欧内斯特·翁特曼翻译了《资本论》全三卷，在美国出版。1954至1959年，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利用前人的译文并对照原稿进行了修订，出版了《资本论》全三卷英译本。这两个版本是目前世界上流行的英文版。

    日文版由“日本社会主义之父”安部矶雄首先翻译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大批人员赴欧美国家留学。他们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也带回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日本传播。20世纪初，《资本论》传入日本。安部矶雄曾被称为“日本社会主义之父”，1905年，他着手翻译《资本论》。从1909年5月15日起，他所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前三节，在片山潜主编的《社会新闻》上连载。而第一个日文全译本是由日本著名社会思想家高畠素之翻译的，共计10个分册，1920至1924年，由东京大镫阁和而立社出版。第二个日文全译本是长谷部文雄翻译的，1946年10月由日本评论社发行第一分册，1950年8月出齐，三卷共11个分册。第三个日文全译本是由向坂逸郎翻译的，1947年由岩波文库发行，历时近10年才出齐，共计12个分册。1967年为了纪念《资本论》出版100周年，又出修订版，改为三卷四册本。第四个日文全译本是由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刊行委员会翻译的，1961年5月开始发行，至1964年9月出齐，共11个分册。1965年至1967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文版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卷时，改为三卷五册本。1967年经过译者冈崎次郎修订后，由大月书店出版《资本论》100周年纪念版。从1972年起，日本大月书店又以冈崎次郎译本的名义发行新版，至1975年出齐，共三卷九册。第五个全译本是宫川实翻译的《学习版〈资本论〉》，从1977年至1982年出齐，共9个分册。

    《资本论》在中国不断推出新译本

    中文版的《资本论》是从20世纪初出现的。在《资本论》中译本出版以前，在我国有一些报刊文章和通俗读物曾介绍过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1920年9月，上海新青年社发行了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启修早年留学日本，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与李大钊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30年3月，陈启修（后改名陈豹隐）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文版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一个《资本论》中译本。193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即第一卷第一、二篇），由吴半农译，千家驹校。1936年6月，侯外庐、王思华合译《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三册，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这一次他们用了笔名，侯外庐署名“玉枢”，王思华署名“右铭”。

    上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和其他原因，很长时间无法出版《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直到1938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才出版了我国第一个《资本论》三卷全译本，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这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极大的智慧的。第三卷末有“译者跋”，郭大力作了如下说明:“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少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据不完全统计，《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共重印六七次，发行总量达30000多部，在国内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

    1949年后，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相关德文、俄文版《资本论》，并在参考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基础上，翻译《资本论》（三卷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72—1974年出版。此后，中共中央编译局对《资本论》又进行了多次修订和重新译校。20世纪90年代，中央编译局再次对第一版译文进行认真修订，于2003年推出《资本论》最新译本。

    全世界为翻译《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作出巨大贡献的翻译家们，他们的名字将和《资本论》一起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