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陈允吉 本报记者金久超
佛教东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大事因缘，也是促进我国汉唐文化演进变迁的重要助力。中国文学自魏晋开始，就不断受到古天竺文化艺术的浸益，被复之广遍及诗歌、小说、戏剧和民间讲唱等众多样式。即如唐人柳宗元结撰的著名寓言《黔之驴》，它的出现同样也承载了来自南亚的文学影响。
陈允吉先生探涉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颇积岁年，他接受本报的采访谈及上述话题，于华梵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指点《黔之驴》的前世今生，并以其自身获得的感受，讲述了季羡林先生虚襟待人、奖掖后进的长者风范，以及他在该研究领域中所起的拓荒和引导作用。
文汇读书周报：您从事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必然会涉足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季羡林先生毕生精研东方学，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和导夫先路者，请问他的研究成果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陈允吉：季羡林先生丰富的学术成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过去从未探明的领域。具体到专题研究来说，则引领我撰写和完成了《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这篇长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探及印度寓言故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较长时间阅读大藏经收录的故事记载，季羡林译的《五卷书》，郭良鋆、黄宝生译的《本生故事选》，考察印度寓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种考察的方法途径，除对两国寓言作品题材和结构形态进行比较外，同时还参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等著作的既有论述，由此得知印度古代寓言通过佛经传译在中土广为流播，促成了中唐时代寓言的复兴。当时创作寓言的都是古文作家，主要有李华、元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以柳宗元为最杰出的代表，作品主要有《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羆说》《鹘说》《蝜蝂传》等，我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黔之驴》上。
文汇读书周报：为什么会把注意力单单集中到《黔之驴》这个故事上呢？
陈允吉：因为《黔之驴》著名度高，其形式结构与汉译佛典《百喻经》里的寓言作品一样精美绝伦。而《百喻经》第七十七个故事《搆驴乳喻》，与其开头部分又非常相似，感触相通的痕迹相当明显。刘大杰先生1956年发表的《柳宗元及其散文》一文，尝云：“柳宗元是受过印度寓言影响的，如他有名的《黔之驴》，在印度寓言集《五卷书》、寓言集《利益示教》（即《益世嘉言集》）和巴利文《本生经》里，都有类似的题材。”这条信息让我很感兴趣，刘先生本人不懂梵语，对中印文学交流亦无研究，那么这重关系究竟是由谁发现并点破的呢？
文汇读书周报：是季羡林先生发现的？
陈允吉：对，是季羡林先生。但我开始时想到有四位学者，即许地山、吴晓铃、季羡林、金克木，但拿不准究竟由哪一位学者点破了这重关系。隔了一年多时间，我才从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里获知，他在1948年的《文艺复兴》杂志《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明确指出《黔之驴》故事来源于古印度一个关于“驴”的传说。我在复旦图书馆过往期刊室找到了这本杂志，论文中说这一印度故事最初在民间广为传播，后来分别载入《五卷书》《益世嘉言集》《故事海》及巴利文《佛本生经》（Jātaka）等故事集，虽记载的具体形态略有差异，但主干情节基本一致，讲某地有个洗衣匠（或商人）养了一条很瘦的驴，主人给它蒙上一张老虎皮（或狮子皮）拉到地里去吃庄稼，看守田地的人以为它是真老虎（或真狮子），不敢前去驱赶它，后来这条驴不慎叫了一声，看地人才知道它不过是一条伪装起来的驴，就把它打死了。该故事与《黔之驴》相比较，贯注着彼此相通的创作思想，从题材、主角、情节、儆戒意义等多方面看，《黔之驴》均明显地保留着上述印度故事感染熏灼的印记，故季先生指出，印度《五卷书》《益世嘉言集》等故事集记载的这个驴的传说，即是柳宗元创作《黔之驴》时的取材原型，“黔驴”故事的最早渊源是在南亚次大陆。
文汇读书周报：对季羡林先生的这一学术成果当如何评价？在您当时看来，是否还有需要进一步做些补充的地方？
陈允吉：季羡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探索，是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其意义诚不限于为一篇本土寓言找到它的境外渊源，而且也在历时悠久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填补了一块空白。此项旨在沟通中国和印度双方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建立在两国文学系统异同与历史演变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十分重视客观材料的辨析和文学影响实际轨迹的考求，从立论到推导都体现着一种科学态度，而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比较后所得出的结论，也显得确凿可信而能给人以启益。该文自发表至现在数十年来，得到过许多学者的肯定，包括被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所转述，其学术价值之高是无待赘言的。
然而，就《黔之驴》故事接受印度寓言影响的全过程看，季先生的论述还不能说把所有问题都谈到了。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这种异质文明的影响往往需要经过多次的传递才能成功。《黔之驴》的具体故事形态虽与天竺原典有多处承合影似，但细加比较仍有明显差别。再说，柳宗元未习梵文音义之学，他不可能去直接接触没有翻入中土的原典故事形态，更有可能他掌握到的是一个汉译佛经故事的文本。其情节构成要比天竺原典的记载更靠近《黔之驴》的样子，并在古印度传说与柳宗元《黔之驴》之间起着中介和传导的作用。
文汇读书周报：沿着季羡林先生的思路继续探索，您确定找到了上面所说的这个汉译佛经故事的文本吗？
陈允吉：是的，为寻找这一起中介和传导作用的故事记载，让我耗费漫长时日，最后在藏经中找到西晋沙门法炬翻译的《佛说群牛譬经》一卷，其中就讲了一个有关驴的故事：
譬如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草食，饮清凉水。时有一驴，便作是念：此诸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草食，饮清凉水。我今亦可效彼，择软草食，饮清凉水。时彼驴，入群牛中，前脚跑土，触娆彼群牛，亦效群牛鸣吼，然不能改其声：“我亦是牛，我亦是牛！”然彼群牛，以角觝杀，而舍之去。
此中驴是故事主角，牛仅起陪衬作用，其与《五卷书》等故事集记载之传说有某种亲缘关系。但因传播之地、时不同，它的具体形态已发生了较多偏离，但在取材、主题及主干情节等方面，还保留着它承受自母胎的显著痕迹。
当然，《群牛譬经》的故事情节与其母体有所差别，但拿这些差别来和《黔之驴》相对照，恰好就成为它与《黔之驴》之间的相似点。一、两者均属纯粹动物寓言，驴都是被动物角色结果了性命；二、两篇寓言中的驴扮演庞然大物，都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明；三、两篇之中的驴丢掉性命，均与踢了对方一脚相关；四、两者结尾对事态的描摹如出一辙。综合以上数点研究，可知《佛说群牛譬经》这一汉译佛典寓言，不但由于经过翻译消除了语言障碍而易为柳宗元所阅读，其多数地方与《黔之驴》的相似重合也比天竺原典的记载要更进一步。足见《群牛譬经》确实充当了一个中介、传导因素，其文本藉沙门法炬之翻译而在中华得到流传，越数百年后终于促成了一篇中国寓言杰作的诞生。柳宗元撰作《黔之驴》这个寓言故事，与其说是对天竺原典的遥远仿袭，还不如说是受了《群牛譬经》译文直接的启发影响。
文汇读书周报：怎么知道柳宗元一定看过《佛说群牛譬经》呢，您有确凿的证据吗？
陈允吉：柳宗元的确看到过《佛说群牛譬经》。这从他文集里就能找到有力的旁证。柳集有《牛赋》一篇，两个角色同样是驴和牛，其原经译文云：
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
此赋之写作年代与《黔之驴》大略相当，同为柳宗元贬斥永州精神上受到极度压抑的产物，两者不仅角色配置相同，连爱憎褒贬和审美评价亦完全一致，且多处细节描绘殊相仿佛。如《牛赋》中所谓的“怒则奋踯”，即《黔之驴》写的“驴不胜怒，蹄之”；而《黔之驴》有关“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的描述，与《牛赋》“当道长鸣，闻者惊辟”事状亦宛然相似。我们有充分理由肯定《牛赋》与《黔之驴》两篇系同出于作者遭贬永州时期读了《群牛譬经》后写出的姊妹篇。《佛说群牛譬经》乃是柳宗元创作《黔之驴》时所依据的主要蓝本。
当然，前面提到的《百喻经》中的《搆驴乳喻》对《黔之驴》的开头部分也有影响。两个寓言均围绕着驴来展开，而驴的对方产生的一切误会亦都是因为角色生在偏僻之地“不识于驴”。相似的行为出于相同的原因，故事的笑料总离不开一条外来的驴。要说这里面的传递影响之痕迹，那是最清楚不过了。
文汇读书周报：您所获得的这些认知同季先生讨论过没有，是否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可？
陈允吉：经较长时间酝酿和梳理，我将上述这些认知汇总起来，开始撰写《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一文，进度异常缓慢。其间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过口头报告，书面文字则发表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六辑。考虑兹文之撰写，完全是在季羡林先生学术成果的启导下进行的，约在1991年春夏间，我将刊载该文的那册《中华文史论丛》邮寄给季先生，附信恳请他赐教指正，唯心中尚不免悚惶，生怕论文的什么地方讲了外行话。
过些时候就接到季老的复信：
允吉同志：
你的信和文章早已收到，但因我年老事繁，头绪过多，稍一疏忽，即易遗忘。所以到现在才写覆信，实在抱歉，务望原谅。
事实上，在《中华文史论丛》的广告一在报纸上出现，我就注意到大作，不意竟蒙赐寄，实为雪中送炭之举，非常感激。
我那篇关于《黔之驴》的短文，搜集材料并不多，只是心有所感，立即命笔，后来也没有在这方面再继续进行探索。现读大作，材料丰富，论证明确，甚佩甚佩。我那篇短文，同大作一比，真如小巫之大巫了。
中印文学体裁和题材方面的交流影响，我们所知还相当少，在这方面还大有可为，光是《太平广记》中就能够找到不少。如果熟读佛经，再深入搜诸中国民间文学，必将有众多巨大发现，可以断言。
你其他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我也很感兴趣，只是搜求不易，如有多余副本，能赐寄一些，将感激无量矣。
即祝
近安
季羡林
1991.7.10
来信请寄北大东语系
季先生对我那篇论文的肯定，让我心里感到踏实一些，他作为一位前辈学者的恢宏大度，以及对晚辈、后学的亲切关怀，尤其令我敬佩折服，刚好此时我手头还有几本三年前出版的拙作《唐音佛教辨思录》，就遵照先生的嘱咐寄了一本给他，不久又收到他的来信：
允吉同志：
来信和大著均已收到，谢谢！
我那篇关于《黔之驴》的短文，至多只不过是材料搜集，没有多少理论。你的文章则是体大思精，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你对我那篇短文评价过高，愧不敢当。
我读了《唐音佛教辨思录》中的第一篇谈王维“雪中芭蕉”的文章，立刻灵机一动，想到《歌德谈话录》中歌德的意见，觉得很有意义，动手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高于自然”与“咏物言志”》。发表后当寄上请教。
集中其他文章还没有来得及细读。我相信，读了以后，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启发。
再一次致谢。
即祝
暑安
季羡林
1991.7.27
文汇读书周报：今年适逢季羡林先生逝世十周年，能简单地谈谈您对季先生为人为学的感想吗？
陈允吉：季羡林先生是当代哲人、学林巨擘，他探明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全译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审定新疆出土的吐火罗文残卷为戏剧《弥勒会见记》，考溯蔗糖制作技术的驿递与东传，悉皆通津梵汉，放眼亚欧，阐绎真知，起承绝学。其所撰《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这篇文章，为一极具原创精神的开拓性论作，至于我跟随其后所做的一些搜寻，无非是沿着他的轨辙稍微作点延伸而已。如果没有他高瞻远瞩指点通径，我们对这些事情恐怕至今尚处于罔然无知之中。光阴如白驹过隙，弹指之间又过了30年，先生已在2009年7月离世，伊人告殁，率土衔悲。眼前我亦步入耄耋之年，颓龄缅思往事，犹常为此感动不已，谨将这段笔墨因缘讲述出来，藉其彰显前辈师长的行谊风范，以纪念季先生逝世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