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瀚浥
近日，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引发全世界关注。冲突背后，亦有印度总理莫迪为今年5月议会选举提升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支持率的考量。这场冲突对莫迪和印度人民党来说，究竟是得分还是失分，目前众说纷纭。不过，莫迪政府之所以不惜借冲突来提高支持率，背后原因是民生领域改革步履维艰，导致支持率持续走低。
民生问题被情绪化的罢工掩盖
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约2亿民众参加了印度工会发起的48小时大罢工，参与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7，这是莫迪上任以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示威活动。此次罢工不仅暴露了工会与政府间的尖锐矛盾，更是印度严峻的就业与民生问题的集中爆发。
罢工的直接导火索是莫迪政府于今年年初修订的《工会法》。在新《工会法》中，莫迪授予中央政府确认劳工组织的裁量权，弱化工会和雇主的谈判权力，将其收归国有；同时，将部分公共部门私有化以增强市场活力。事实上，自莫迪2014年就职以来，因强硬推行改革所引起的激烈反抗从未停止。印度近年来国际地位提升，经济发展态势趋好，与莫迪积极推行改革不无关系，可为何印度依旧频繁爆发大规模罢工运动？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印度GDP以2.597万亿美元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并在2018年一跃成为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印度也被列为全球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印度至少有两亿贫困人口，其中7300万人每日收入低于1.25美元（约合8.5元人民币）。换言之，在莫迪政府改革举措的刺激下，印度整体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但改革带来的巨大红利并没有落入普通民众手中。贫富差异不断扩大，就业问题的日益严峻是罢工运动能够聚集如此之多民众的关键。
在印度，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和对企业的严重束缚同时存在。印度的《工会法》和《工业纠纷法》都制定于殖民统治期间，部分法案僵硬教条，对工人进行过度保护，严重抑制了印度企业的活力，再投资难以发展壮大，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印度强大的工会越压迫资本方让利，资本方受到的限制就越多，投资也就愈发萎靡，工作岗位随之减少，形成恶性循环。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仅2018年印度就失去了1100万个工作岗位，整体失业率高达7.3%，其中15-29岁青年失业率高达三成。
此次莫迪对《工会法》进行修订，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压制工会作用，给予私营业主更多的自主权，提升经济活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些改革举措可谓正中症结，但落实起来却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此次印度大罢工，就是已经获得工作岗位并且获得较高福利的职工对抗印度政府这一措施的杀手锏。工会提出的提高最低工资和养老金、加强社保和失业救助等诉求，都试图增加现有工人的权利，但同时会隐性降低工作岗位的数量，进一步挤压农民等弱势群体仅存的就业空间。在罢工的裹挟之下，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低种姓群体等弱势群体最后的权利也被剥夺殆尽。他们最渴望的或许只是一份勉强养家糊口的工作，而不是尚未得到又可能永远得不到的“工人权利”。印度最为严峻的民生问题被情绪化宣泄的罢工浪潮掩盖，这对印度来说或许才是真正的灾难。
难以调和不同阶层民众的利益
印度农村未就业人口的不断增多，不仅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治理问题，也给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土地征用带来阻碍。2015年初，莫迪政府曾提出土地法案修正案，试图放松征地条款。但由于相应举措缺乏，无法为失地人群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这一改革措施被国大党指责为违背穷人利益，为资本家服务，最终也未能在联邦院获得通过。
土地征用无法保障，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周边产业发展，拉动内需提供就业岗位这样的快速通道就无法推行。由于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条件，印度大规模引进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面临巨大困难；而僵化的《劳工法》与异常强大的印度工会，又使得大多数外资企业对投资印度持谨慎观望态度。
因而，莫迪政府只能寄希望于国企私有化改革。但私有化进程也绝不可能一帆风顺。短期来看，国企私有化改革必将导致部分工人失业，贫富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底层人民与失业工人汇聚而成的反对浪潮也颇为棘手。比如，今年1月，印度人民院(下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计划为“种姓和宗教中的经济弱势群体”提供10%的教育和政府工作配额，以“确保每个穷人，无论种姓和信仰，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一举动激起了“高种姓”群体的强烈愤慨，同时底层人民对于莫迪部分“退让”仍深感不满，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一直困扰着莫迪政府。
那么，面对即将来临的大选，印度又将走向何方？历史经验表明，印度政府善于在大选前制造小动作转移国内民众视线，比如此次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同时借用宽松的财政政策，以投资拉动就业和消费，在短期内营造经济复苏的假象。因此，莫迪还是有可能继续连任。但是，掩盖的矛盾终究会爆发。莫迪政府如果依旧紧抱“私有化”“市场化”这根稻草，忽视基数众多的失业人群与广大农民，印度极有可能陷入民粹浪潮的泥淖。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