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文学作品写出来是要给大家阅读欣赏的，所以文学研究的一大任务是要分析“文学生活”，按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的意见，就是要重点研究作品的接受：“读书的是怎样的人？他们读些什么？这是两个首要的问题，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可以把文学移置于生活之中。”（《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他主张“描写全国文学生活的图景，不仅包括执笔写作的知名之士，也包括阅读作品的无名群众的文明与活动的历史”（同上第76页）。
这一思路也适用于经学研究。儒家的经典写出来也是要给大家看的，并希望由此而去指导社会，让国家在政治和伦理等各方面都走上正路。
儒家的圣贤和大师们都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极大的抱负，孔子的大志在于兴灭国继绝世，重建周初那样的礼乐社会；宋儒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这些崇高的理想被接受得如何？经学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究竟发生了多大的作用？“经学生活”比“文学生活”更加值得研究，可惜这种研究至今仍然很薄弱，学者们只读经书，经学史也只是研究那些经典的注释本和有关论文，生活中的经学大抵无人过问。
鲁迅并不研究经学，他从事的是文学，但在他的小说中颇多对于“经学生活”的描写，如果注意及此，读起来大有兴味。
例如《祝福》里的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的“经学生活”如何？
作为知识分子，他当然是读书的，鲁迅在小说里并没有写他如何读儒家的经典，而只从“我”的角度写出了两个方面的情形：一是他的案头并没有儒家的原典，只有两种普及读物：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近思录》是南宋大儒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书，内容是分类摘录理学之先行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大师的语录，凡十四卷，六百二十二则语录。朱熹要求人们读过此书后务必要读原典。“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而看鲁四的案头，绝无周张二程诸君子的著作，更没有儒家的经书，可知他正属于“惮烦劳，安简便”之流，是否入门尚不可知，而业已用“讲理学”来自我标榜。
《近思录》卷一有横渠先生张载的语录九条，其中第四条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意思说鬼神是阴阳二气变化的产物，并不神秘，也不可怕。理学家认为死亡疾病乃是常见之事，无须忌讳。而鲁四连这一基本的道理也还不能理解，在他面前“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鲁四老爷号称讲理学，而其实并不懂理学。
《近思录集注》有两种，一种是清儒茅星来编著的，另一种是江永编著的，《祝福》中没有说明是哪一种。反正四老爷也不大读，就不去深究了。至于《四书衬》，乃是清人骆培编著的一部解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书，亦属入门读物。
这样看来，小说里这两处似乎平淡无奇的叙述，都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不仅流露了作者对鲁四老爷深刻微妙的讽刺和批判，也写出了清末民初“经学生活”的一角。
再如《孔乙己》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科举场中的失败者，穷愁潦倒，靠帮人抄书为生，所以只好标举孔子说过的“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但他其实不能固守其穷，甚至很有点“小人穷斯滥矣”的意思。孔乙己的“经学生活”完全失败：想通过读书应科举爬上去没有成功，想守住“固穷”的底线也没有成功。在另一篇描写科举失败者的小说《白光》中，其主人公陈士成精神失常，幻想在家里挖出祖传的宝藏来，直扑非正常的财富而去，终于非正常死亡。
鲁四处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基层，孔乙己、陈士成则在其末流。上层社会的“经学生活”如何？鲁迅小说里没有写到，而他在杂文里提到科举时代的情形，是人们都把四书五经八股文当作敲门砖，“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不识字的农民也自有其“经学生活”，最典型的是阿Q，鲁迅写道：
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他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阿
Q正传》第四章《恋爱的悲剧》）
这里有许多讽刺的意味，但其实也说明了儒家的经典里本来有许多民间思想的总结和升华，而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文化的人们也同样会受到占据统治地位的经学思想的熏染。儒家特别是宋明以来的新儒家（理学家）非常注意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民间去，并且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鉴于当时的情形，他对儒家思想批评得很厉害，而对那里面的精华部分却来不及多说。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大抵从负面来描写“经学生活”，显示了那个时代的特色。这也是生活。
其实鲁迅本人是从小就把经书读得很熟的，运用亦极灵活。他本人的“经学生活”如何，也很值得探究，但那是需要另案处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