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

    自古以来，“江南”作为长江以南的地域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地发生变化和延化。这是一个特定的鱼米富庶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充满丰富诗性向往的文化资源概念。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历史之中，“江南”同样成为诸多值得“旧曾谙”的故事。从颜文樑、吴大羽、刘海粟到赵无极、吴冠中、张功愨等，以及诸多后辈艺术家，都曾用现代艺术的创造力与影响力，讲述“江南故事”，思考“意象江南”所意。近日于苏州美术馆举办的“意象江南——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艺术大展”，即为我们呈现这样的江南艺术盛景。

    诚然，江南文化的诗性与文脉，促成了“意象江南”与“中国气派”的精神贯通，呈现出清新秀美景致的自然“江南”之中，所蕴藏着的民族精神所注的另一个人文“江南”——那是大写的江南。在20世纪中国艺术的历史语境中，这种人文“江南”，为诸多艺术名家，赋予现代艺术策源的集群与生态的文化滋养；赋予中西融合形式的创新灵感。“大写的江南”，显现于传统延续、西画东渐、大众流布历史主线，从样式移植到风格择取，逐渐形成中国现代美术转型与演变中“中国气派”的本土化取向。20世纪前期本土艺术家，无论是留日和留欧，在江南题材的语言表达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中西融合的倾向。

    大写的江南，维系“中国气派”，倾力于艺术语言和精神观念的结合。无论是在留法和留日的西画家方面，我们都能够发现这样的艺术事例。此次展览汇聚的近现代美术名家，其相关艺术探索，大致出现两大倾向：其一是侧重于西方写实性语言与传统写意语言的结合；其二是侧重于西方表现性语言与传统写意语言的结合。他们可谓“中国气派”的成功先行者。其写意的风景形象和人物造型中既含有逸笔泼彩的意趣，又具有表现主义风格形式的痕迹，成功地描绘出美术作品中的“中国气派”。这种中西融合的艺术实践，其意义正如鲁迅所指出：“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美术之所以多以“中国气派”为重，而“江南”题材样式择取，不失为其中样板之举。这是因为在20世纪的独特时期形成特殊的文化联系，是因为诸多艺术家始终心怀振兴民族艺术的信念和使命，同时他们的学识背景和知识结构，又使得他们在自己不同的艺术历程中，先后多次扮演中西绘画兼能的大家形象。风景对应山水，思考意境所为；静物对应花鸟，考量格调所现。历经时代变迁，前辈艺术家在从事主题性创作的同时，也对于抒情性题材有所关注，微妙地体现出艺术家对于写实、表现、抽象多种语言的探索思考，呈现出凝重而抒情的画风。

    历史地看，具有“新兴艺术策源地”殊荣的上海近现代美术，立足长三角独特的艺术集群与文化生态，呈现现代艺术精进的艺术风尚，也不失为推进海派艺术发展和演进的一股生生不休的潜流，形成了写实性绘画语言改良和表现性绘画语言突进的双重格局，这成为现当代上海美术发展的一种关注视点。就展览中的前辈艺术大家创作而言，他们是将写意与表现加以契合，对于江南的风景，在中西融合的思潮和语境之中，逐渐注入本土化探索的观念、情绪和直觉，用笔的节奏感和空间的象征性，都意味着写实形象向形式语言的多种过渡和转换。这使我们看到“中国气派”所呈现的视觉造型的丰富性。其探索的核心在于，对于传统文化因素，进行创造性解读、重构和变体，幻化出属于画家内心独特的自由和单纯的想象之物，转化为一种独特中国意象的人文景观。

    大写的江南，实则作为一种文脉基因，传承不息，在后辈的艺术家之中发扬光大。他们以海派文化的性格气候的契合为内制，以形式语言的强调和重视外化，形成了上海美术的特有面貌。他们围绕架上艺术的多种手段，实施多种视觉方式的兼容并蓄和趋时务新，无疑决定了这种兼容多元的艺术格局，从心态到状态上，都孕育和保证了意象江南中人文理想与形式探求。作品中的中国意境与格调，既作为经典传承的回应，又担当文化创新的开拓。虽然今时的架上艺术，与前时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发生改变，但就文脉传承的创新基因与画家主体的精神传统而言，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可比性。温故而知新，前瞻和思考未来江南艺术生态优厚的资源转化，以及协同发展共进的前路，这个展览或许给了我们些许启示。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