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乐阳

    “胖”这个形容词，想必大家耳熟能详。“胖”不仅承载着社会、文化和视觉期望的负担，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负担。

    描述规模时，人们常用“大”来等同于“好”，从美国到印度次大陆都是如此：前者用“伟大的国家”传递着幅员辽阔和无与伦比的信息，而对于后者来说，“大人物”和“小人物”不光区分了财富多寡，更划分了不同社会阶层。正如克里斯托弗·E.福思在其新书Fat: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tuffof Life中所写的那样，营养、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人类饮食的三个基本构成，它们也随着农业、宗教、文化、医学以及现代传媒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

    福思对肥胖形体的描绘时间跨度很大，从三万年前上古石器时代的维伦多夫维纳斯雕塑一直到20世纪，他在著作里同时也研究了世界各地对肥胖形体态度的变化。对于早期人类来说，充分利用动物的每个部位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们分解动物尸体以获取脂肪和有营养的骨髓，那些牛脂甚至被用于家庭照明、制作衣服和药品。在有的民族传统中，肾脏周围的脂肪甚至被赋予了神秘的属性。而对于那些生活在严酷的冰河时期的群体来说，脂肪受到的崇拜不一定与生育相关，而是与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冰川消融和农业社会出现后，脂肪和生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畜牧业的发展既是一种富足的迹象，同时也让肥胖动物的死亡变得不再遥远，由此也带来了对于肥胖看法的转变。苏格拉底时代推崇营养、成熟和腐烂的有机循环，这跟脂肪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但在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眼里，正如柏拉图所说，肥胖开始代表一种“没有更高愿望”的基本生活状态。福思假定，肥胖的身体在此时已经暗示了统治阶层的“道德弱点”，这从盛宴上无能、腐败的罗马政治家同斯巴达战士之间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后者因为严格的自律、男性气概和军事能力而受到崇拜。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基督教在西方的出现，世人对肥胖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当人们越来越重视灵魂和来世时，肥胖则代表了一种沉重、肮脏的品质，既不受欢迎，又具有动物性。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到来，战士们迫切需要健康的体格以及对来世荣耀的追求。对于在中世纪周期性饥荒的阴影下辛勤劳作的人们来说，这种身心变化带来的冲击非常强烈。新教改革进一步鼓励人们将基本的物质存在从对于来世的完美憧憬中分离出来。1602年，多米尼加神父托马索·坎帕内拉甚至建议城市应拒绝肥胖人群的进入，同时驱逐年满14岁但身体状况不好的孩子。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神职人员竟然认为选择性生育可以清除社会上的肥胖隐患。

    启蒙运动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肥胖的方式。西方中产阶级强调自我克制和改善，不仅为与穷人的卑鄙区分开来，而且也用家庭、房产甚至衣服的“包装”，使得他们成为更高的社会阶层。度量衡的标准化，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量化了人们的身体。

    19世纪，帝国之间主体形象的塑造和演变也是一个证明。此时，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地给非洲人和印度人贴上了低劣和粗俗的标签，比如1877年亚历山大·阿拉代斯的小说《太阳之城》里，就将“印度佬”描绘成肥胖、油腻、浮肿的形象。这即便不会令人反感，至少也说明了西欧人对其他人以及自身的看法。女人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她们要保持干净、柔韧、健康，这样才能努力让社会看见自己，而非那些遥远宫墙里肥胖妇女的日常诉求——尽可能多地消费，绞尽脑汁地让自己拥有性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和美国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我们与周围飞速发展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技术、医学、现代生活的需求，都将西方推向了对柏拉图提出的“轻量级”的不懈追求上。瘦，就是超越本能，从而掌控了身体对于满足和愉悦的需求。福思的研究透彻、精干，学术性和严谨兼具，虽然它有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物质的影响，但确实提醒了我们，有机体存在周期性以及所面临的强大外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