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同：当今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并存未必导致战争
当前大国关系的重要特征是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并存。历史上，新老大国共存并互相包容对方的先例很少，往往通过战争解决，因此产生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但今天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因此，结局也会大不同。
今天的大国都具有多重性。如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首先是非西方大国。非西方大国过去大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是被西方控制、侵略、霸占的国家。现在相反，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政体。其次是崛起大国，亦是发展中大国，其人均GDP接近一万美元，仅是美国的五分之一。
因此，当代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矛盾不同于历史上的矛盾，既有冲突、矛盾，也会有合作与妥协。
大国性质多重，他所采取的战略特征往往也多重并复杂。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看似在退却，但其中又包含对中国的进攻，是退中有进；特朗普“退群”本质上是在退却，但他采取全面打击的方式，是以进为退。现在美国整个战略目标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中国成了美国的首要 “战略对手”。
中国从一般大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选择的战略是以向外走为主的外延型？还是坚持以内部发展和改革为主的内生型？同样很难下定论。为什么现在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要走出去？因为国内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GDP年6%以上的增长率，到2050年人均GDP如不能达到四万美元，中国就无法实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因此，走出去有其必然性。中国的战略转变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经济规模来决定的，在走出去过程中暴露出我们的一些不足，比如企业违规经营等问题。这说明如果没有内部结构和治理的根本改善，外延型的战略将非常艰难。
相持期：以省州的深度“挂钩”构建中美利益共同体
中美不同的实力和大国性质的多重性也带来了战略的局限性，使得双方将进入相当长的战略相持期。
作为大国，美国的实力很均衡，在军事、政治、文化、科技各个领域都强，在城市、农村不同经济体，在东、西海岸等不同地域也都强，而区域平衡、城乡一体是中国尚在努力的目标。局限性突出地体现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差距。中美双方都出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美国拥有的很多优势基本都是中国的短板，比如科技优势、军事优势、信息优势，而美国目前存在的致命性弱点——霸道、离心、空心化、巨大债务等等，在中国并不多见，因此也是中国的优势。
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优劣使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彼此难决高下，这就是战略的“相持阶段”。借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的逻辑——美国要遏制中国不可能，中国要速超美国也难。在相持阶段，中国会发挥美国没有、中国特有的战略优势来扬长避短、以德取胜，彰显中国战略文化优势。
中美之间的相持阶段现在刚刚开始，但美国被称为Deep State（深暗）的虽少数却是决策圈精英们在宣扬“脱钩”，决意在若干领域比如高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脱钩将是巨大的灾难，它会变成冷战中的两个集团、两个阵营，进而迈向新冷战。在全球化时代要“脱钩”并不易，前段时间美国陆续走访盟国游说他们和中国“脱钩”，但并无成效。中国要以坚定回击确保本国核心利益，以局部妥协换取全局主动，比如可同美国五十个州分别建立经贸关系，以更深入的挂钩来构建中美利益共同体。
新平衡：结构性调整终将确立新的大国平衡
目前的紧张状态是重新建立平衡的过渡期，这段相持阶段中的艰难期大概会有十年左右，此后会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中美再平衡。
目前，美国有一些战略家已经提出，美国要承认和给予中国新的空间，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现在已获空间很不相称，但美国不会轻易走出这一步，所以要重建平衡，把中美各自的最大优势重新组合。这一轮的中美经贸高级磋商很大程度上就是两种优势的重新组合、重新平衡。中国购买美国的粮食和石油，增加几千亿美元进口，也是中国市场本身的需求。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三千多亿美元，如果要真正减少，美国就要提供足够多的芯片和高科技产品给中国。如果中国有足够的市场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美国高科技企业才有足够的利润支撑后续研发，支撑在科技领域的探索开拓，这就是中美两个大市场的再平衡。
其它大国也将在这一过程中设法寻找自己的定位，中美关系再平衡中所有大国都在重新平衡，不论是过去与美国关系特别紧密的国家，还是敌对的国家。中等强国、地区强国将纷纷出现，目前没有一个大国可以承包世界上所有事务。
在未来的相持阶段，美国提供的公共品数量与世界需求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部分空白可留给中国来填补。“一带一路”、气候治理、反恐与维和机制、网络与人工智能等都是新型公共品，而5G是目前最大的公共品。
所以，新型大国关系是方向，它需要较长的构建时间。美国不接受，我们可以等待，因为按照“美国第一”来重塑世界秩序，终将处处碰壁。大国合作的关键是中美合作，当美国遏制中国的代价太大而无法持续时，他会选择与中国合作，最终经过结构性调整，新的大国平衡将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