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远
众所周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有一位英文老师，即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然而在他任这一职位之前，甚至之后，坊间有关辜鸿铭被聘为宣统皇帝英文老师的说法就层出不穷。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中文报刊中最早提及辜鸿铭作帝王师的当属1916年橄斋尤一郎所发表的《新乐府三章》之《辜鸿铭》：“欲作清帝师傅，尚未能，不作师傅且掌教。”1922年12月9日的《北华捷报》上有一篇报道，有关宣统大婚的消息，这则新闻的最后部分是这样写的：“据报道称，也有少量外国人士受邀参加典礼仪式，辜鸿铭被任命为皇帝的全权代表来招待这些外国宾客。”1924年5月27日的《大公报天津版》第三版上，也有一则消息，说辜鸿铭“复辟時，授为学部侍郎，兼授清帝英文”。28日在《字林西报》第十四版上，有报道称“辜鸿铭是光绪以及宣统皇帝的密友和顾问”。1928年5月2日，《小日报》在第二版上登载了一篇《哀辜鸿铭》，其中也提到“帝师”：“昨天报上说，亡清的帝师北京大学的前任教授辜鸿铭氏去世了。”另有一篇《辜鸿铭之逸事》刊登于1928年5月3日《金刚钻》报刊的第三版，有文字涉及在张勋复辟后辜鸿铭作帝王师的内容：“其后宣统聘教英文，与李宝琛、庄士敦同列。宣统赴津，辜亦随之，红顶花翎，招摇过市。”而在1947年第七卷第六期的《中华英语半月刊》中，甚至有人声称辜曾是“慈禧太后的家庭教师”。散文家金秉英（1909-1996）是辜鸿铭第二位夫人家的亲戚，亦深入接触过辜家，她在回忆文章中同样称辜“做过宣统皇帝老师”。以上种种说法，纷繁绕眼，让人真假难辨。那么辜鸿铭到底是否担任过溥仪的“帝王师”呢？
缺乏 “古代礼仪”而落选
1918年12月20日，辜鸿铭带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给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校友、时任威海卫行政长官的骆任廷 （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写了一通信函，主要内容就是有关宣统皇帝英文教师的人选：
现在虽然距离我上通回信只有不过三天时间，但我仍想再写信来告知您一则新闻。我昨天从总统办公室的一位秘书那里获悉，朱尔典爵士向总统提议，打算邀请您来北京担任年轻皇帝的英语老师，因为皇帝本人想学英文。总统本人对于在此事上有极大的发言权。我也要提前告诉您，我本人也曾经是这一职位的候选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那些满族的王公贵族们对于启用我作为这位年轻皇帝的英文老师一事忧心忡忡，因为我可能缺乏我在上通信里谈到过的“古代礼仪”，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判断也是非常正确的。虽然我自己未能成为帝王师，但是我非常希望您能够出任这一职务。因此,我现在写信要力劝您，如果有可能的话，请您万万不要推辞。我同样也想让您知道，我这样劝您，也并非完全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做法。因为我必须要告诉您，在中国我太需要一个朋友了。如果您来到了北京，我相信您定会是我的朋友。无论如何，请您在拒绝之前一定要慎重思考。不管怎样，您都应该至少来北京和贵国的大使商讨一下。当然，从西方民主的视角来看，让威海卫的总督去教一个小孩子ABC是有些荒唐可笑的。但是从中国以及真正古老的欧洲视角来看，这一职位对您而言也并非是有失尊严和身份的。请您务必告知我您对此的想法。如果您能来北京，我们就可以携手并肩向欧洲或者至少是向英国大力推广中国的理念，这是我可以给您提供的一个好处。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溥仪英文教师的人选还未确定，骆任廷虽然著作不多，也称不上是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但因为其汉语功底深厚，且常年浸淫在中国文化中，对于中西方的传统和社会有着十分透彻的了解，因此被时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
提名为“帝师”人选也不足为奇。值得指出的是，辜鸿铭自己也承认“自己是这一职位的候选人”。民国时期的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在1915年1月29日曾登载过一篇文章，其中称：“《英文北京日报》建议‘五国银行团’的翻译辜鸿铭先生担任前清皇帝宣统的英文教师。许多熟悉辜先生作品的人们将会对此建议持肯定态度。”所以辜曾有机会担任宣统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且作为保皇派的辜鸿铭，其本人也非常愿意承担这份工作，虽然辜信函中声称的缺乏“古代礼仪”是其落选的原因之一，但是当时各种条件其实也均不成熟，辜的这一帝王师的美梦最终还是没有做成。
月薪600银元的英文教师
在辜给骆任廷写信推荐其担任此职的同时，北京清廷的内务府大臣与威海卫总督府之间也通过往来密电正在讨论帝王师的可靠人选，所有密电原件现藏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骆任廷私人档案”之中：
（一）1918年12月21日 北京清廷内务府大臣致电威海卫特派员：
“共和国总统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向我询问有关任命庄士敦为皇帝英文教师一事。劳烦您询问庄士敦本人，不知其是否有意接受这一任命，请告知。”
（二）1918年12月22日 威海卫特派员致电北京清廷内务府大臣：
“我已从庄士敦处得到确认消息，他本人愿意接受您所提及的任命。在您发来有关任命的细节内容后，我将会和国务秘书联系，已便得到殖民办公室的批准。”
（三）1918年12月26日 北京清廷内务府大臣致电威海卫特派员：
“以下是有关任职的细节内容：帝王师职位的月薪为七百银元，免费提供一所四合院。合同为期三年，期满后，如果双方同意，可以续约。新年期间可以休假一个月，夏天也可以休假一个月。教学工作每天两到三个小时。这些条件您满意吗？”
（四）1918年12月27日 威海卫特派员致电北京清廷内务府大臣：
“庄士敦称您12月26日发来的电报内容他可接受。您可以代表庄士敦接受那些内容有待殖民办公室批准的内容，我今天已经给国务秘书发了电报。我建议您也给外事办公室发电报。直到另一位代替庄士敦目前职务的领事人员抵达威海卫后，他才能离开。请问庄士敦需何时动身赴京？”
（五）1918年12月28日 北京清廷内务府大臣致电威海卫特派员：
“有关您在12月27日电报中所提及的事宜，我已经在当天致电外事办公室。庄士敦需要在3月1日左右抵达北京。”
1874年10月13日，庄士敦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与辜鸿铭以及骆任廷都是爱丁堡大学的校友。1898年，庄士敦经过考试被英国殖民部录取，并被派往当时的英殖民地香港。从那时起，他开始系统地学习汉语、粤语以及中国的文化。之后，他多次深入中国内地，游历名山大河，探访密林古刹。在香港时期，庄士敦先后出任辅政司助理、港督私人秘书等职。1904年在骆任廷的推荐下，他又被派往当时的租借地威海卫，历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1910年，庄士敦出版了英文著作《华北的雄狮和苍 龙》（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该书是他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的具体体现。他视封闭保守的威海为研究中国社会的最好素材，决定通过写作将威海的一切生活画面记录下来。庄士敦在威海卫四处巡游、体察民俗风情，直接从百姓手中收集写作素材，查阅威海史志资料，终于完成了该书。庄士敦曾将该书寄给过辜鸿铭。辜在1911年4月7日致信骆任廷，其中提到了这本书：“您的朋友寄给我一本他的著作《华北的雄狮和苍龙》，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是很不成熟，无法称得起是一本好书。”1918年10月，庄士敦赴上海旅行。同年，徐世昌（1855-1939）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只好辞去“帝师”一职。1919年1月27日，骆任廷收到一通威海卫特派员发来的长密函，其中称，“1918年11月，庄士敦在上海接受过李鸿章（1823-1901）的儿子李经迈（1876-1938）的一个面试。”因此才有了后来清廷与威海卫督署之间往来密电协商职位细节的经过。“在威海卫方面进行了相关的人事调动安排之后，庄士敦将在2月1日之后动身前往北京。”1919年2月22日，中华民国内务部特派员许宝衡（1875-1961）和清廷内务府特派员李钟凯与庄士敦签定了溥仪之英文教师聘用合同。最终的合同规定如下：“聘请庄士敦为溥仪的英文教师，除教授英文外，还包括数学、西方制度史、天文、地理等知识，月薪600银元，津贴100银元，提供中式房屋一所，聘期为3年。期满后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可有续约。”3月4日，45岁的庄士敦生平第一次走进皇宫，由内务府大臣世续（1852-1921）和耆龄（1870-1931）引领觐见了14岁的溥仪，并开始在毓庆宫授课。由此，庄士敦开启了外国人作为帝王师的先河，他陪伴着溥仪度过了在紫禁城最后的岁月。1922年合同届满后，溥仪赞同庄士敦继续留任，并赐二品顶戴。1924年初，辜鸿铭也终于得到溥仪的召见，庄士敦在其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做了如下描述：“皇上曾召他到养心殿个别会见，然后带他到御花园内吃午饭。这位老人在以前从未见过皇上。因此这种荣典几乎使他受不了。当他进入餐厅时，仍然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以前见过他，但不知道他在正式场合会说不出话）。皇上那年轻人的朝气和自由随便的谈吐，也未能拨动对方的心弦。我旁听了这些话，毫无疑问，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音乐般美妙的话语。皇上知道，它们深深地印在了这位老人的心里。辜鸿铭把这次会见作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11月15日，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之后，庄士敦也随即结束了他帝王师的生涯，转而就任威海卫最后一任行政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