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裴  钢（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采访：樊丽萍（本报记者）

    这是一个足以让上海骄傲的数字：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生命科学与医药卫生领域的院士数量，上海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上海在研发领域的“头脑”优势可见一斑。

    从这两年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态势看，上海正处于“前有劲敌、后有追兵”的关键时刻。和兄弟省市相比，上海布局早、底子厚、基础好，后续如何持续发力？怎样将潜在研发优势更多转化为创新优势，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原校长裴钢教授日前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文汇报：您曾长期负责国家“发育与生殖”“干细胞与转化研究”等重大专项，目前正牵头“中国脑计划”相关工作。在您看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要实现更快发展，在产业链布局上还有哪些需要调整、优化的地方？

    裴钢：生物医药产业和任何一个高科技产业一样，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新药（包括医疗技术）研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从初期的基础研究、中期的临床试验，到后期的药物生产、上市——整个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这些年，我们在研发经费上的投入大大增加，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大批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简单地说，资金、仪器、人才都有了，接下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各方力量，把资源整合起来，变成“真金白银”的产出。

    目前，在张江崛起的大科学装置群，对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吸引海外人才、提高科创中心建设的显示度、产出世界级科研成果都有极大帮助。从产业价值链的人才分布来看，上海在产业链前端，有大量科研人员从事药物研发工作，但越是往后，力量越少，到了生产环节则相当薄弱。这就印证了“木桶理论”，我们现在有的板很长，有的板可能很短，影响了整个木桶的储水量。

    文汇报：这两年，周边及兄弟省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全面发力，发展速度很快。要让更多具有创新活力的中小生物医药企业在上海扎根，您认为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裴钢：国际上几乎所有大型药企都有一个共性：重兵并没有分布在产业最前端的研发上，相反，他们在临床、市场销售等产业链中间偏后环节布有大量精兵，而且都能各司其职。面向研发上游这一端，大型药企通常是放手交给中小企业和学界来完成。而这些大型药企要做的，是在必要的时候出手，及时收购有潜力的品种、项目，有时甚至连中小企业一起买下来——这就是跨国药企多少年来屹立不倒的生存方式。

    再来看看我们国内的情况。这两年，一些兄弟省市之所以在生物医药产业有了较大起色、进步较快，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得到了释放。

    而上海的情况是，大学、大院、大所、大医院林立，科研氛围很浓，但总体还是以发表论文为导向，愿意放下身段从事转化的科研人员还不太多。客观地说，和兄弟省市相比，上海要留住、培育一批与成果转化、市场服务相关的中小企业，与其拼商务成本、比融资优势，不如在政策层面集中发力。上海应该始终对标一流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打造创新高地和成本洼地，着重在软件、服务、文化、环境建设上多下功夫，实现多方共建共享和多赢。

    文汇报：政府应更多通过“政策之手”赋能生物医药产业，您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裴钢：要更好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府的站位十分重要。政府在促进“研、学、产、金、用”一体化过程中，一定要按规律办事，要“到位不越位”。

    几乎所有创业企业在初创期都会碰到“死亡之谷”，生物医药产业也是如此。面对一些已临近“死亡之谷”的企业，政府应该出手拉一把吗？从一些兄弟省市的做法来看，政府并没有撒手不管，该出手时就出手。

    但是，政府的“救援之手”究竟该怎么伸？须知，要成功穿越“死亡之谷”，创业企业的内生动力将起到更大作用，而政府只是起着引导、支撑作用。所以，和政府主动伸手拉企业一把相比，成功概率更大的做法应该是：让企业主动把手伸向政府这一头，政府则及时给企业推送真正需要的政策和资源。

    生物医药产业最需要政策支持。具体而言，上海可以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的独特政策优势，包括推出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在临床试验、海关进口、审批等环节以及融资等方面，为生物医药产业提供具体政策支持。

    另外，上海可以考虑集结一批一流海内外科技专家，遴选有责任担当、有战略眼光、有公信力的学术和产业精英，由七至九人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助力政府部门进行科学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