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玲姐依旧充满着生活的劲头，憧憬着自己与家人的未来。她的故事仅是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群体中的一个小片段
■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玲姐在这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有几十亿精神病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的精神病已经痊愈，但还有许多患者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我很同情他们，希望有更好的治疗药物，能将所有精神病患者治愈，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春节，汇报演出。”玲姐在随身小本上认真写下这行字。新春佳节，医院给不回家过年的病友举行联欢会，她是“老文艺”，一口答应了。算起来，跨过新年，玲姐已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住”了30年。
川流不息的沪闵路上，这是一个特别的“家”：九幢西式风格的红色二层病房和一栋教堂式建筑静静伫立，清水红砖的外墙露出岁月的斑驳，墙垛间是数面铁窗……有的精神病患者大半生在此度过。
玲姐在这座“神秘的红房子医院”住很久了，久到她可以清晰地讲出每一处建筑的历史、改建过的痕迹；她清楚这里的每块石头、每棵树的位置。
精神病院的恋爱：用红线绣下“友谊”二字
玲姐第一次发病是在1975年，她发疯似地在街上乱跑，最后跑上一栋小楼往下跳，腿折了。爸爸把她送进精神科治疗，住院四次，吃了很多药……诊断书上写着“精神分裂症”，一类重性精神障碍。这年，她18岁。
上世纪80年代，精神障碍患者“住院难”是中国精神医学界的普遍难题。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落实了各区县精神病防治站的建立工作，上海这才逐渐形成精神卫生诊疗“三级防治网”，后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上海模式”。
在此期间，玲姐辗转住过不少医院，直到1989年，她第一次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此后便常来常往——病情稳定了出院，发病了又住进来，一晃就是30年。她的病史积累了厚厚一本，上头有好些医生的签名，有的已退休，还有的过世了。如今，这本病史交到80后医生陆佳瑞手里。
“如同接力般，要好好照顾它们。”陆佳瑞明白接过这些病史的分量。
玲姐在这里好好“住”着，还经历了三段恋爱。第一个男朋友身高一米八，她买了块手帕，用红线绣了“友谊”二字，算是给他的第一封情书。对方回了一张纸条：“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巾帕送友谊，礼轻情意重……”说起精神病院的恋爱往事，玲姐依然情真意切。
第二个男友出现在1993年，医院组织排练跳舞，他俩是舞伴；第三个男友出现在2011年，“我有好吃的就给他，他也给我，送西瓜、牛轧糖、肉脯……”这是精神病院的恋爱画面，在这里，牵手很难，常常几个月都见不上，不同病区的病人在集体康复训练时可能偶遇，也只是“眼神交流”。
“在精神病院谈恋爱，没有浪漫的动作。”玲姐曾在日记里感慨。她感谢好心的医务人员，会让他们交换礼物。她也感恩这三段恋爱，“在精神病院，还有异性朋友说说话，这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每天愿意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
“爱情不在，友谊在”。她这样总结，清醒得让人恍惚间忘了这是一个病人。
30个春节，不断告别，也不断认识新人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的前身，是建于1935年的上海普慈疗养院，为当时亚洲最大、设备最齐全的精神疾病诊治专科医院。几十年过去了，周围一切都在变，就连门口的沪闵路都翻修、加高了好几次，甚至比医院的路面还要高出几十厘米。这座医院依旧如故，为精神病患支起一个温暖的“家”。
“春节联欢会开得很热闹。我们大合唱，全体队员穿上演出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像是一个精神病人……我们有自己的艺术天赋。等我们痊愈了，定会走出病院，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玲姐说，每年春节他们都有文艺汇演，还会一起观看央视春晚。
玲姐在这里度过了30个春节，以及许多其他节日。植树节时，她写道：“我最喜欢松树，它高耸入云，巍然屹立，做人也应该如此，挺拔强壮，经得起风雨的考验。”儿童节时，她写道：“快乐不代表一切都很完美，它意味着你决定忽略那些不完美。”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爸爸来看她，直到1993年3月，“爸爸最后一次来看我，买了两大包点心，十只大苹果（本来只带两只），零用金放了四十元（本来只放五块钱），我意识到爸爸要走了。”玲姐的预感真准，爸爸从此再没来过。
后来轮到哥哥定期来看她。38岁生日这天，玲姐给妈妈写了一封信，想跟妈妈道歉——当年发病，她打过妈妈。信写完了，哥哥说，姆妈已经走了，不告诉她，是怕她受刺激，病情反复。这是母亲去世后的一年零四个月，玲姐哭了三天。
几十年光阴，她送走了很多人，也迎来了很多人，大多是病友。“今天，我做了一件好事，帮病友挖大便，虽然又脏又臭，但病友十分感谢我，助人为乐，乐在其中。”她会在日记里记录一些医院里的重要友谊。
2017年12月7日是玲姐的“住院33周年”，也是她第六次住进精神病院。“前五次我都回家了，因为我有轻生的举动，爸爸不放心，让我住院学东西。爸爸20年不来了，没关系，我很安心，与病友相处融洽，大家都喜欢我，我也乐于助人。”这天，她还在日记里摘抄了一段英文：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最大心愿：“想挣钱，好给盲哥哥看眼睛”
玲姐清楚自己的病。“就是太骄傲，从小在表扬中长大，结果遇到落差，受不住了，吃了很多苦头。”她这样向记者分析自己的“病因”。
几十年与疾病“斗争”，她也有了自己的方法——练书法。她说，这样好让自己冷静下来，总比吃药、打针强。
“她其实可以出院了，但似乎回不去了。”陆佳瑞与玲姐相识快十年了。2009年，他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院区当住院医师，在病区见过玲姐；2017年他晋升为主治医师，到闵行院区上班，又见到了玲姐。
玲姐喜欢这个“好商量、不太凶”的后生，还专门给他写过一幅毛笔字：“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陆佳瑞也慢慢知晓了玲姐的家庭情况：哥哥、嫂嫂与侄子住在父母留下的小房子里，她和哥哥都长大了，而房子似乎变小了，她回家也没地方住了。
62岁的玲姐病好了，知道自己暂时回不去了，她指了指病房，说：“这里就是家。”
如今，嫂子半年来看她一次，结清医药费。玲姐喜欢嫂子，“下着大雪还来，给我带很多好吃的，螃蟹、龙眼、蛋糕……”
玲姐是医院里“尚可交流的明星病人”，有记者采访过她。对此她很起劲，她告诉陆佳瑞，想上电视、想挣钱、想出名，因为这样才有机会给盲哥哥看眼睛。原来，哥哥后来不来了，是因为眼睛快看不见了。
“出名了，可以给哥哥治病，或者给他找一条导盲犬。”玲姐说，她只有一个哥哥，希望哥哥比她幸福。
现在，玲姐依旧充满生活的劲头，憧憬着自己与家人的未来。她的故事仅是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群体中的一个小片段。
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大众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称为“武疯子”的年代。如今，大家对精神疾病与心理健康的认识提高了，药物与治疗手段丰富了，但精神卫生事业还远未抵达终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教授感慨：“有人说，精神病人是可怕的，精神卫生中心是神秘的。我们首任院长粟宗华教授有句名言：‘精神病患者的病史都是血和泪写成的’。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但在回归社会的路途中，自身的病耻感和外界歧视的目光是最需要跨越的坎。”
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玲姐在这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有几十亿精神病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的精神病已经痊愈，但还有许多患者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我很同情他们，希望有更好的治疗药物，能将所有精神病患者治愈，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文中患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