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寺庙中，大都设有钟鼓楼，用以播报时辰。一般以撞钟报晓，击鼓播晚，即俗称的“晨钟暮鼓”。如陆游《短歌行》所云：“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钟暮鼓无休时。”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古诗词中，自然也多闻晨钟的堂堂之音、正正之声，如“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常建）、“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岑参）、“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钱起）、“晓上篮舆出宝坊……已觉钟声在上方”（高翥）等等。

    基于这样一个常识，对于唐代张继脍炙人口的绝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北宋的欧阳修便在《六一诗话》中提出了质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

    不过，这一质疑也遭到了后人的反驳。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认为：“盖公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

    但是，这样的解释，事实上并没有恰切地说明打钟的时间问题。在古代，不仅包括寒山寺在内的“吴中山寺”，天下寺庙皆然；不仅寺庙，甚至城市亦然，除了清晨拂晓，夜半也常被规定为打钟的时间。汉崔元始《政论》：“永宁诏：钟鸣漏尽，洛阳城中有不得行者。”三国魏田豫则有言：“年过七十而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后二句意谓夜半钟声响过之后，还在城中行走，不肯睡觉休息，等同犯罪的行为。无非清晨的打钟制度较为普遍并执行得相当严格，而且钟声嘹亮，人们已早起，故闻者众；夜半的打钟制度不太普遍并执行得相对宽松，而且钟声空寂，人多在深睡，故闻者罕。致使大多数人误认为打钟只能在清晨，不能在夜半。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提到：“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闻。”这里的“疏钟”，显然也是在深夜打响的。当然，它未必出于辋川山庄，而是来自远处的城市或寺庙。

    尤其在寺庙中，除清晨和夜半之外，其他时间也是可以打钟的，其目的不一定是为了播报时辰，而是为了做功课、作法事、集聚僧众、接待香客等等，则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的仪轨了。

    著名的“饭后钟”故事，打的是午钟，用来召集僧众用餐。王定保《唐摭言》记：“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至于暮钟，那就更清响不绝于古诗文中了，如“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沉夕……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韦应物《夕次盱眙县》）、“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李白《听蜀僧濬弹琴》）、“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王维《过香积寺》）、“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云又几重”  （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欧阳修《晚泊岳阳》）、“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唯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苏轼《和梵天僧守诠》）、“晚度孔间谼，林间访老农；行冲落叶径，坐听隔岸钟”（贺铸《题田家壁》）、“鸟外疏钟灵隐寺，花边流水武陵源”（洪炎《四月二十三日晚同太冲、表之、公实野步》）等等。“西湖十景”的“南屏晚钟”，更为众所周知。这些钟声，不外是做功课、作法事、召集僧众、接待香客时所撞发。它的意义，与播报时辰基本无关，而是重在“扬声息苦”。

    据佛经所载，昔罽昵吒国王贪虐作殃，受马鸣大士教化，殁后生大海中作千头鱼，常受剑轮斩截，苦不胜忍，唯闻某寺钟声，剑轮暂停，苦亦少息。王致梦白维那曰：“惟愿大德垂怜，矜悯击扬，延之过七日已，罪报毕矣。”以是因缘，西域诸寺，不时扣钟震响，遍地咸闻。我国则肇始于梁武帝问志公：“朕欲息地狱苦，宜以何法？”曰：“冥界惟闻钟声，苦能暂息。”于是遍诏天下佛寺，凡击钟声，随缘不时，宜舒其声，庶几无尽法音，响震重泉，超拔冥界，惊醒尘寰，护佑福报，广大教化。

    今天，无论城市还是寺庙，基本上都已不再用钟鼓来播报时辰。即使大年三十（除夕夜）的“烧头香”、“撞头钟”，也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但寺庙里凡做功课、作法事、召集僧众、接待香客等活动，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撞钟的仪轨。自然，这时钟声在什么时候响起，是因人因事，随缘无定的。

    以我个人的经历，浙江慈溪的伏龙禅寺，是与我十分亲近的一座千年古刹，寺中的大部分建筑包括钟鼓楼，早已毁于日寇的兵火。一口大钟，便只能置于重建的琉璃宝殿内。我每次上山，一般多在薄暮时分，首先到大殿中上香礼拜，礼毕，便在住持传道法师的引导下撞钟三响——这钟声，同样不是按规定的时间所击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