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兰
尽管涉及跨国旅行的文学作品和海外游记无不痛斥跨国位移的限制和出入境的繁琐程序、海关边检人员对于入关访客的查验、审视、诘问乃至刁难，然而，在现实世界，对于跨国位移的控制却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据说，最早的“海关”——对于出入境的人与物进行监管的政府机构，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1世纪，威尼斯人用“海关”（Customs）指称这类机构，15世纪初出现了由英王亨利五世签发的类似于护照的出国旅行准许和安全保护文件，16世纪中期开始正式使用“护照”（Passport）这一名称。好事者进一步追问，将护照的史前史追溯到希伯来圣经。据说《尼希米记》提供了护照的最早原型，其中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时任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酒政的犹大人尼希米，请求国王恩准自己回到列祖坟墓所在耶路撒冷，并求王赐他一份诏书，以便保护他离开波斯国境并安全到达犹大。尽管护照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但是，直到20世纪一次大战期间，“护照”的地位和作用才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海关的权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
在漫长的国际交往中，西欧列国以及后来者美国发展出完备且严格的海关体系。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纳萨尼尔·霍桑就曾经在海关工作过两三年，霍桑毫不隐瞒他对于这份工作的厌恶，后来，他把这种厌恶写进了他1850年出版的成名作《红字》中。这部小说就以“海关”开篇，他描绘了家乡萨勒姆那幢巍峨的海关大厦，它俯瞰全城并瞭望整个港口，悬挂在大厦正厅上方的美洲鹰雕像，双翼展开，紧握箭矢，永远大睁着犀利的鹰眼。这位叙述者，曾经怀揣着总统的委任状，踏上大理石台阶，成了这幢威严的大厦里的一名稽查官。正是在海关大厦二楼尘封已久、堆积如山的文件中，他发现了《红字》这部手稿。霍桑的小说第一次赋予海关大厦如此复杂的政治和文化隐喻。
19世纪的移民浪潮和欧美列强之间的剧烈竞争，一次大战及战后动荡的局势，使西方列强对于跨国位移实行严格控制，不受控制的客流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加强边境管控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条律。1915年，严格的旅行限制条例被写进《英国领域防卫法案》（The Defense of the Rea lm Act）。1918年， 《一战旅行控制法案》（the World War I Trave l Contro l Ac t）在美国实施。这些法案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战后。护照发放、签证机关与海关被赋予酌情裁定权，对于证照申领和入关的文件和程序有着相当严苛的要求和规定，这些规定无形中加重并延长了战时的紧张气氛。
1918年8月，辛亥革命元勋曹亚伯出游欧美，据其《欧战中世界旅行记》记载，此次出游的目的地是中立国荷兰，目的是考察实业，重点考察荷兰治水方法，以为中国将来治水患。《旅行记》详细记述了曹亚伯辗转美国、丹麦、德国赴荷兰的经历，详细记述了战时欧美各国之间极其严苛的出入境手续和海关、交通管控及粮食物资的分配状况。他激烈地抨击美国对于中国入境者的不平等对待。临近美国时，检查员直言：“汝辈中国人，吾不能登记，亦不能给汝登岸证券，须俟船抵西雅图时，将汝辈中国人送至移民局，由局长一一检查登记。”中国人中的三等乘客，尤须拘禁于移民局内，等候医生检查身体，如有任何身体或证照方面的问题，都会被送至海岛拘禁。头等乘客虽可免除此项麻烦，但也不能受到与其他国家来客的同等待遇，需经税关检查所与移民局的严格审核无误后，方可获得“许可入境”。
曹亚伯在美国滞留数日后计划乘北欧轮船公司船舶赴瑞典，但是轮船公司的船期均由美国海关临时命令而定，买票手续也极为繁杂，须先向美国政府移民局提出出境申请，得到美政府许可后再将护照送至各经过国驻纽约领事馆签字，之后，再往美国海关检查所盖印、签字，获得“通过战时防御线凭证”后方可购票乘船。因曹亚伯原先的护照目的地是荷兰，现在改往瑞典，原有护照无效，须另外申请护照，才可向美政府申请出境。但是，瑞典虽中立国，大战期间粮食困难与交战国无异，需经过瑞典驻纽约领事馆发电报向瑞典外交部询问是否允许外国人入境，曹亚伯未获得入境许可。他只好绕道丹麦，几经周折得到丹麦领事馆签证，但只许停留三日。在纽约港乘船出境时，水兵持枪实弹查验，海关检察员检查行李及身上衣服、囊中钱票。战时美国各机关对于所有出入境交通关口实行严密监控，丹麦也同样。船未抵岸前，乘客须填报所有之衣服、鞋帽甚至手巾、麻领几条都要交由海关检查。海关收存申报单，出境时对照申报单检查所携物品，单上所填入境时之衣、物如与出境时之衣、物不相符合，则罚以偷运之罪。因战时衣服昂贵，丹麦衣料丰足，为防外国人运出衣服导致丹麦衣料缺乏，丹麦政府用申报之法，使外国人无从运出一丝一线。
在《欧战中世界旅行记》中，曹亚伯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所经各国海关对于外来旅客的检查程序，但是，他对于战时欧美海关、要隘的严格管控，未有丝毫抱怨和负面批评，反而予以同情的理解，盛赞这些国家行政管理之井然有序，各级政府无论平时战时，皆做应做之事。相比之下，中国海关失控的情形触目惊心，令他愤慨。一年后曹亚伯回国，船抵吴淞口，既无医生船来检疫，也无边检人员登船查验行李货单与乘客护照，旅客自由出入，如入无人之境。他不禁为中国人深感羞愤。他认为，任何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都应该像欧美列国那样严把自己的国门。
实际上，很久以来，欧美一直在为其国民在异国的自由旅行权利而斗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1858年6月，清政府与英法签署的《天津条约》特别强调“外国人可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游历、经商”。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却时刻严守着自己的国门。就美国与中国而言，自19世纪60、70年代民间与官方对于华人的抵制，80、90年代对于排华法案的制定和补充修订，到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除，期间有关华人出入美国的一系列条例、细则的修订，以及官方和民间围绕着华人入境的激烈争吵，可以说，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的旅美之行一直是在严格的管控乃至排华的阴影笼罩下进行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旅美者的赴美游记描述了令人生畏的护照、签证过程、繁琐的程序、严苛的审核，出国前签证时所受的诘问、怀疑、拒绝，入境前后的检疫验身以及名目繁多的预防针，令出国者深感蒙羞。其游记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慨：“吾侪出国，于人无损，乃经医生之考验如此，领事馆之盘诘如彼。从未闻外人之来我国者，须经此同样之手续也。弱国国民，身受者如是，不知亡国国民，其痛苦当复如何？”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幸走出国门周游列国的中国人，在其游记中依然会记下形形色色入关体验。据说，最轻松的入关是美国，最干净利索的是德国，最让人不舒服的是日本，最麻烦的是英国，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俄罗斯……海关，作为一个国家的门户，是一个国家给予访客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后印象，访客甚至从入关与出关感受一个国家的政治乃至民族的精神。
当代著名学者萨义德曾在其《东方学》（1978）一书中说：“科学家、传教士、学者、商人或士兵之所以去了东方或思考了东方，是因为他们想去就可以去，想思考就可以思考，几乎不会遇到来自东方的任何阻力。”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西方社会怀抱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从未停止批判那种依靠武力并由经济利益驱动的自由越境，被强行造访的国度也从未放弃过实际行动和话语上的抵制，正如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在其《印度之行》（1924）中所揭示的那样，来自大英帝国的殖民者、知识分子、周游世界的女性，各自怀揣不同的目的，穿越地中海和埃及的大沙漠到达孟买，最终，带着各自的印象，或者回到英格兰，或者葬身大海。而印度人关心的则是：英国人究竟如何看待他们，英国人和印度人会不会成为朋友。
21世纪，人类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自由穿越无形的国界，但是，物理意义上的边界和文化、心理意义上的边界却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