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张双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采访：姜 澎 （本报记者）
整容整成锥子脸，一些年轻男性以“女性化”倾向为美，这些近年来在部分年轻人中流行的“时尚形象”，在不少学者眼中，则离美有着千里之遥。
“正如画家吴冠中先生所说，‘今天中国的文盲已经不多了，但是美盲很多。’美学教育的缺失，使得我们渐渐失去了审美力。”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双南看来，现代人对美的麻木、对实用性的追求，导致审美偏差，审美教育势在必行。
作为“慧眼”天文卫星的首席科学家，张双南在科学界以研究黑洞而闻名。在艺术界，他也有着同样的影响力——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设通识课程《科学方法与美学》被学生捧为网红，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设的美学讲座也是一座难求。日前，他在敦煌研究院的知识共生课堂开讲，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文汇报：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与中央美术学院开课时，学生的反应一样吗？身为科学家，您为什么要给大学生讲授美学？
张双南：审美是一个非常认真的问题，可以说是人类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追问的问题。可对于审美标准，至今没有很精确的答案。
有网站曾举办过一次人工智能选美大赛，即由人工智能评委从参赛者照片中选出男神、女神各两位。结果大部分人都认为，人工智能评委选出的人不够美。这说明，在审美这件事上，技术的发展取代不了人。
人类从追问“美是什么”出发，但一直没有结果。因此，大家不再关心那个终极的、永恒的美本身，而是关心如何审美。之所以为学生开讲《科学方法与美学》，是因为审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性行为，让年轻人具备正确的审美观太重要了。长久以来，科学与文化太割裂，而科学与美学的密切关系，恰恰说明了科学与艺术心灵相通。
说实话，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讲课的感受完全不同。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相对来说思维更活跃、思想更开放。而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一路考上来，应试的痕迹比较严重，思维活跃性确实不如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就本质而言，审美就是价值观的判断标准。确立正确的审美观，其实也需要科学精神。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都具备科学精神，并且对美有着极高追求，那么，这个世界应该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文汇报：在大多数人看来，科学是理性的存在，而美学是感性的存在。作为物理学家，您眼中的美学与科学是什么样的？
张双南：我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美学的。作为研究天文学的人，天天都和美丽的星空打交道。一千多年前古人对星空的研究，就是从最初的感受其美丽转向科学认知，这使我开始关注科学与美学的关系。
谁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艺术是对生活的审美；而科学来源于自然，是人们对自然的观察、理解，进而提升之后所得到的规律，因此科学可以说是对自然的审美发现。
在我看来，科学与艺术的共同本质都是审美。当西方人文学者对美的探索进入绝境的时候，科学却找到了美的另一种标准。比如，哲学家曾认为，美术、音乐和自然带来的审美感受完全不同，但是科学家发现，这些都与人脑同一部位，所谓的“情绪大脑”相关。当人面对这些审美对象时，这一脑区出现了快乐、奖赏和开心的反应。
菲尔兹奖得主、英国数学家阿提亚兹曾联合物理学家和脑神经科学家，写过一篇在全球科学界影响力排名前1%的论文，研究的就是数学与美的关系。现在微信刷屏的最美公式、最美数学、最美方程，就是论文的测试工具。他们发现，数学家在面对这些方程时，他们大脑中的活跃区域仍是情绪大脑，这意味着数学和音乐等艺术带给人的感受均由同一脑区所控制。
所以，不论是科学还是艺术，都是情感活动。以前西方美学家认为，审美是非常高尚的活动，与情感无关。朱光潜也说过，美和快乐无关。但这些结论如今都被脑科学证伪。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和奖赏的感觉的事物才是美丽的，这和对象是数学、物理学、美术，还是音乐无关。
文汇报：您在很多场合都说过，美的判断标准是“没缺陷，不常见”。美学研究者质疑过您的看法吗？
张双南：数学家研究问题时首先问，解是否存在？物理学家研究问题时，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的解是什么？审美也是如此。什么是美？存在判断标准吗？如果有，判断标准是什么？当代脑科学的发展，使得美的判断标准有了可描述性，根据它带给大脑的感受，我认为美的两个要素就是“没缺陷”和“不常见”。
如果审美对象没缺陷、不常见，就是美；没缺陷、但常见，就是俗；有缺陷、且常见，就是丑；有缺陷、不常见，则是丑哭的感觉；完全没缺陷、极端不常见，第一次看到，就会被人惊呼“美哭”。
曾有学生跟我辩论，断臂维纳斯就不符合“没缺陷，不常见”的审美标准，因为她有缺陷。但断臂维纳斯并不是因为少了胳膊才美，而是她本身就美，如果她的胳膊恢复了，也一样美。雕塑的断臂不是缺陷，因为雕塑没有实用功能。
也有人说距离产生美，其实是距离掩盖了缺陷，但有些审美对象不论站多远都不会让人觉得美。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是缺陷被距离和感情掩盖了。比如，自己的孩子刚学会走路，你会觉得很可爱，样子挺美，是因为孩子第一次做这些事，爱使你忽略了缺陷，发现了其中的不常见。
科学界和艺术界很多人都和我讨论过这一标准，有人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比较同意我的看法，但也提出了一个反例，对我启发很大。我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并把它吸纳进了《科学方法与美学》课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