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
内陆贫困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教育也不例外。自去年七月来到云南元阳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挂职、协助分管教育的半年多来，我的派出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在人、财、物各方面对这里的教育扶贫工作提供了全面支持。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到，教育均衡发展之间的区域差异和城乡鸿沟，的确有望通过点滴努力而逐渐缩小。这种信心不是钱砸出来的，而是基于对教育制度变化趋势的一种预期和判断。
新高考改革队伍中的“后卫”，也在摩拳擦掌
前不久，我去相邻的一个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实地考察他们试行了半年的“分层走班”教学改革。其实，这就是在新高考改革全面推进过程中，学校自身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的一种自主探索。这所高中也和上海的学校一样，尝试打破原有固化的行政班建制，实施选课走班分层教学。偌大的高中教学楼里，高中生像大学生一样，在不同的教室中组成一个个流动的班级，课堂很有活力，教学也井然有序。
云南属于新高考改革队伍中的“后卫”，是最晚实施的几个省份之一。尽管仍然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显然这场改革的脚步已经迫近。据我所知，在这里，2017年和2018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的整体阅读量已从7000字上升到9000字，到2020年左右还将上升到1.2万字。这也意味着，在新高考改革全国推开之前，命题的指挥棒就已在引导学校走向必须重视学生课外阅读和自主学习的道路了。继续被动等待和观望的后果，只能是不进则退，甚至颗粒无收。
贫困县有贫困县的难处，起点太低，差距太大。元阳全县去年1100多个考生，一本上线仅六人。但也正因如此，反而也有一种绝处逢生、自我激励的胆量，折腾一下，未必更差，也许更好。
真正能够让世界变平的是教育，是教育带来知识的共享、观念的更新和视野的开阔。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一块屏幕”能够给贫困地区的孩子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么缩小与城市孩子眼界的差距，是最重要的。
新高考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产生同样的催化效果。眼下正是大学期末考试的时候，前几天一位老师兴奋地对我说，他发现大一、大二这两届学生的课程论文水平，整体要比前面几年好很多。我也深有同感。我的一个猜测是，这两届学生进入大学的阅读量起点，就比以前的要高，这可能与新高考改革之下高中教育思路的转变有莫大的关联。这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甚至让远在西南国家级贫困县的我都已感受到了。相比前面提到的邻县的教育水平，我所在的元阳县还是相对落后的。县里的两个高中校长都忧心忡忡地谈到，必须马上启动选课制改革和扩展学生的阅读量了。
要知道，高中搞选课制，要满足一些基本的硬件条件。比如，必须做好1/3左右教室轮空的准备。简单地说，如果教室不够用、教师配备不足的话，要么课程开不出来，要么教室安排不过来，最终都推行不下去。即便如此，这里的学校也都摩拳擦掌，要创造条件推行教改。
乡村中小学走出困境，“第一推动”只能是教师
高考改革的指挥棒对整个教育领域上下游的深刻影响和改变，可见一斑。当一个教育欠发达的贫困县都开始琢磨这个事情的时候，江浙沪等发达地区的状况可想而知，一定是动手更早，影响也更深远。当然，它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或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校内看似减负了，校外其实更累了，因为对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其实更高了。
和十几年前的那种“上课拖堂”或有组织的“补课游击战”相比，当下人们的心思更活络了。那时候是想方设法给你灌输增量，实际上是用时间换空间，所谓“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让你用超前的高阶工具解决低阶问题。所以，那些年流行的各种习题集、精编之类“超纲题”泛滥，就是要把你往“高层次”带。
相比之下，当下的课外培训机构泛滥却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堤外”明显在挖“堤内”墙角，若是课堂上老师“留一手”，学生再不参加补课，恐怕基本内容都学不到。所以能够看到当下教育部门的治理思路双管齐下：既坚定不移地搞“堤内”的“去产能去库存”，也坚定不移地正本清源、治理“堤外”乱象。
新高考改革的这种指挥棒效应，不仅在发达地区让新教育理念逐渐落地生根，贯穿学生培养的全过程；也让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有了一个更好的接口，实际上可以一直延伸到义务教育阶段中，学生兴趣的发现、习惯的塑造和人格的养成。这也是上海市多年来一直探索的“大中小学一体化改革”的成功经验。
对于贫困山区来说，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压力远比为学生减负迫在眉睫。这半年，我去过30个乡村中小学，对于师资方面的压力体会深刻。要让困难重重、千头万绪的乡村中小学走出困境，“第一推动”只能来自教师。
乡村教师特别需要被理解，也特别需要培训的机会。很多城市的大中小学教师对各类培训并不看重，甚至觉得耽误时间，但乡村教师太珍视这些机会。每一次师资培训、教学比赛，都是对乡村教师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其实也是让他们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稍事解脱和放松。乡村教育尤其要注意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因材施教、扬长避短。特别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更不能盲目跟风、超出自身水平，以己之短去一路狂奔地“唯分数论”。因为一来必须考虑到生源水平的累积改善，不可一蹴而就；二来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现有师资很难有较强的驾驭能力，去兼顾应试目标与呵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必须有所取舍，在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地区乡村中小学教育应该重在培养与呵护学生的学习兴趣。
扶贫先扶志，这比增收多少重要得多
在挂职后我了解到，原来，很多国家级贫困县里，会同时有各个条线、系统、地方派出的挂职干部。比如元阳县的县级干部中，挂职的就有五名。其中，有的企业从1992年就对口援助，主要工作是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建楼。也有上海各区的对口帮扶，大约从1996年开始，重点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而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滇西对口帮扶是2013年开始的，主攻教育扶贫、智力扶贫。
当然，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有时也不理解，为什么扶贫这么长时间，还存在这样大的差距？我一般会打一个比方：这就像小学应用题里经常遇到的那个“灌水放水”的追及问题。贫困地区在努力脱贫，可是发达地区也没有停步，仍在快速发展。必须承认，消灭贫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区域的发展也不会是一个静态的追赶，只能尽力追求“灌水”的速度快于“放水”的速度。
对于教育系统在滇西挂职的这批人来说，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教育扶贫光荣而重要。每当看到乡村中小学里孩子们嬉笑打闹、听到校园里的朗朗读书声，见证贫困的村庄里建起最牢固最大气的教学楼，我们都不断提醒自己，他们是这里的明天、未来和希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彻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只有靠教育。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这比今年比去年收入增加了多少、明年比今年收入增加了多少，更加重要。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现挂职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