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霞晨
力图推翻近百年来学界的不公正评价，《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近期已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著者樽本照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晚清小说研究者。十年前笔者曾借阅复印其《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编纂用功之深，将中国浩如烟海的清末民初小说逐目整理，即如在近代文学资料充盈丰沛的上海，也殊为不易，何况是在日本？译者李艳丽博士是东京大学黑住真教授高足，译笔清晰流畅，保留了樽本文字本有特色。
林纾是近现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闹人物，无论中文还是外文专业，均对其不懂外语却能以典雅“古文”译介西方小说的翻译奇观感到好奇。一人口述、一人笔译，此种协作模式在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翻译《圣经》时已非鲜见，但作为执笔的中文助手，其姓名往往湮没无闻；林纾的情况则恰好相反，经其执笔译述的小说被出版社挂上了“林译小说”招牌，而懂外语的协作者，名氏却被忽略。
樽本所谓的“林纾冤案”，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文学革命派给林纾加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如嘲笑蔡元培的父亲是“引车卖浆者流”，想要借助武力镇压新文化等；二是在翻译史中将林译小说视作是价值不高的作品，其中重要的理由包括他将戏剧、诗歌译作小说，随意删减作品内容等。在樽本此书问世之前，我们似乎从未觉得林纾其人其文受到了不公正评价，而此次樽本不仅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林纾冤案”说，还全面呈现了该冤案的现象始末。
作者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追根溯源地回到史料之中，尝试拨开那些被层层谣言包裹起来的真相。经过他的努力，我们看到：胡适、刘半农、鲁迅、郑振铎、郭延礼等大家都在林纾“冤案”的铸成中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本书澄清了几个事实：林纾并未上书要求辞退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胡适；林纾给蔡元培的信中所述“引车卖浆者流”并非指蔡元培父亲，是鲁迅轻信了谣言；刘半农指责林纾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了小说，此诘难还得到了胡适的襄助，而林纾翻译的底本其实本已是小说化书籍《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郑振铎批评林纾把易卜生的戏剧改写成小说，而林纾的底本也是英文小说版；郭延礼批评林纾把斯宾塞的长诗《仙后》译成小说，而其底本也是小说化书籍《斯宾塞的故事》。寻找译作底本并非易事，作者本人亦直承此项工作的艰难。然而，正是樽本其人孜孜不倦的考证，林纾“冤案”方得以拨云见雾，呈于观众面前。
林纾缘何蒙冤？本书对此并未具言，只敷以寥寥数笔，指出与文学革命派希望把林纾认定为守旧派、旧文人之代表有关。且林氏在被认定为旧派代表后，无人为其辩护，也没有出现第二个被文学革命派指名的旧文人代表。如此一来，当时流传的许多谣言都轻易而不负责任地冠于林氏之首。引申而言之，林氏之冤案并非关其个人，而其实是关乎整个旧文学、旧文化之“冤案”了。
在民俗研究中，有一种“箭垛式”人物，因其具有某种类型化的特征，从而许多类似的故事都像射向草垛的箭那样，依附于此人的生平传说。善于断案的包公、善于戏谑的徐文长，都是此类人物。林氏既被文学革命派认定为旧派代表，自然也无法避免负面评价愈垒愈高的命运。这对林氏自然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述，关于林纾“蒙冤”的成因并非本书重点，以笔者看来，生成这一“冤案”的机制同样值得深究。
“五四”前后，钱玄同喊出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谬种”已被坐实林纾，那么“妖孽”呢？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被冤枉的是林纾，而非其他人？
对于文学革命派而言，他们急需寻找到一个旧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个人物最好能具备以下特征：有名望，有代表性，且愿意出头。当时，姚永概、林纾已经离开北大，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选学派是北大声势最大的文学流派。他们都心仪《文选》之学，倾向藻丽文辞。钱玄同口中的“选学妖孽”也主要是针对此二人。但这两位的情况比较特殊。1919年的刘师培已身染沉疴，闭门不出，之前数年在政治风波中遭受的打击令其倍加谨慎，面对舆论惟恐避之不及；黄侃则热心于诘斥桐城派，对于新文化并无见诸纸端的异见。文学革命派中的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与黄侃一样，都曾师事于章太炎，在诸多问题有共同的见解。陈独秀与刘师培也是多年好友。因此，在批评桐城派的时候，文学革命派其实借用了许多来自于选学派的文论资源。他们指责桐城派“古文”近于八股文，而非真正的古文；批评桐城“义法”，嘲笑桐城文人学识浅薄；对于桐城派所尊崇的唐宋八大家，也多有诘难。尽管如此，文学革命派也未完全放过选学派。钱玄同在《新青年》中所谓“仪征某氏”的文风，以及“某先生”带有遗老味道的填词，就是分别针对刘师培和黄侃。在与刘半农合作的“双簧信”中也多次以选学派的口吻说话，但刘、黄二人均未公开回应，这场潜在的论争也就无法继续发酵了。
晚清还有一大重要文派——以梁启超文为代表的“新文体”。这一文体因有明显模仿日本文章的痕迹，因此屡被“国粹派”诟病。“新文体”的主要批评者中，不仅有来自选学派的刘师培，还有来自桐城派的林纾，以及被钱基博列入“魏晋文”派的章太炎。尽管他们的文学观点相差很大，但在反对模仿日本文体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惊人一致的反对态度。刘绪源先生曾指出梁氏的“新文体”在“五四”时期也成为了文学革命派的对立面，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梁启超在“五四”前后并未落伍，胡适也肯定他“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再者，梁氏的“新文体”已经是对旧文学的一种变革，也不适合作为旧文学的代表来批评。
除此以外，也不应忘记章太炎。章太炎主张“以字为文、修辞立诚”的泛文学观，被林纾斥为“庸妄钜子”。这一封号颇有点冤枉。章太炎其实并不反感桐城，甚至还让黄侃不要排斥桐城。但章太炎的文学观念在晚清民国间独树一帜却是事实。尽管章太炎的文学观与文学革命派相去甚远，但革命派主力多为章门弟子，章太炎的语言观及学术思想也给革命派提供了许多资源，甚至可以说是诸位的精神导师，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批评的对象。
对比上述三大条件，林纾恰好符合：他翻译了100多种外文作品，是举世闻名的翻译家；他私淑姚鼐，被视为桐城派传人，而桐城派又是清代第一大文派；他“木强多怒”，古道热肠，经常会为他人打抱不平。其给自己惹来“灾祸”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与自己的学生张厚载所面临的不利情形有关。1919年，桐城派尽管还有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桐城籍弟子在世，然而其人都独善其身，不愿公开发声。选学派不回应，梁启超的“新文体”不够“旧”，章太炎又不适合，只有林纾最适合做这场文学革命的旧文人之代表了。因此，即便林纾已经于1919年3月26日发表了谦虚平和的《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颇有与文学革命派握手言和之意，也已经无法转寰他成为革命派“箭垛”的命运了。
林纾虽因其译作而走红，但其自身更看重的显然是“古文”而非译作——在其自编的文集中，极少提及自己的译作，仿佛它们仅是与正统文字无关的“业余消遣”。偶有提及，也只是在与蔡元培的信中，目的也非关文学。正是因为如此，他心中最介意的也并不是文学革命派，而是在学理上质疑“古文”正统的“庸妄钜子”（章太炎及其弟子黄侃，可能还有刘师培），以及学习日本文体的梁启超。林纾晚年，白话文学一统天下之趋势已不可扭转，上述“异己”之见也与“古文”一样，成为了明日黄花；在林氏心中却还留存着古文能够“衰而弗歇”的一丝希望。不过，即便林纾可以料知后事，应也不会后悔自己这番“任气而好辩”的行为。他自号“畏庐”，主张应有畏惧之心，但需要挺身而出时仍当无畏。既然已经认定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也就不会在意所谓的“冤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