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然

    吾皖周叔弢先生是近代藏书大家，对自己的藏书标准曾定有五好之说。一曰刻板好，二曰纸张好，三曰题跋好，四曰收藏印章好，五曰装潢好。其中三四两条弢翁曾打比方说，题跋好等于一个人富有才华，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在这里他以人喻书，说得十分生动。由书及砚，我想这五条也同样适用，试作藏砚五好，一曰砚石质地好，二曰雕工好，三曰铭文内容好，四曰书法印章好，五曰囊匣装潢好。一二五条正好对应，三四条则稍作调整，乃是因为书与砚台的载体不同，一为纸一为石，所以书法印章除了书写钤盖之外还多了一层镌刻。然而这种刻法从工具到用刀都与砚雕不同，当作另一番解读。

    古人有关文房四宝藏砚玩砚的书自唐宋以来存世不少，提到砚质唯有文字描述，何为蕉白，何为青花，何为眉纹，何为金星，读者倘无机会摩挲实物，大都如盲人摸象，只能凭空猜想。唯有砚铭可以通过文人匠师的通力合作，再借助传拓完整地表现出来，既可以诵读箴铭韵律之文，又可欣赏书法印章之美，可谓文与艺的最佳结合。

    桐城姚惜抱选编《古文辞类纂》时将古文分为十三类，其中单列“箴铭类”，并说：“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后世于器物上作铭，寄情于物，取其文短而意长，骈散文都有，尤以长短句错落，韵律感强者为胜。是物皆可铭，古书中所见有椅铭，案铭，杖铭，扇铭，壶铭，石铭等等，当然文人于砚相亲，长随不离，故而砚铭独占魁首，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玩砚藏砚代不乏人，并辑有专书。

    有清一代，诸如纪晓岚《阅微草堂砚谱》，高凤翰《砚史》，金农《冬心先生砚铭》，朱彝尊《说砚》等名家名作，流传颇广。至近代沈石友《沈氏砚林》为一大宗，其他如徐世襄、周肇祥、朱翼盦等也都是藏砚大家，徐氏所藏曾倩名手周希丁镌刻传拓，惜未刊行，后归天津博物馆，时见展出。周氏所藏身后大多星散，有零星文字见载《琉璃厂杂记》。朱氏所藏原拟名《欧斋百砚录》（见朱家濂文章），后易名《萧山朱氏藏砚选》，内收拓片为朱家溍先生手拓，今由朱传荣整理编著。另外在文人诗文集中也有附录的自作砚铭，或者蒐藏金石拓本时亦将砚拓收集在内，如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等。

    既然砚之有铭，书之镌之，再传拓之，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如何辨伪。砚铭书写或有纸本草稿，或直接书丹上石，刻后制成拓片便广为流传，据原稿或拓片即可反复镌刻，倘无原物对比，仅凭拓片，似乎很难断定真伪。出现“二胞胎”，“三胞胎”甚至“多胞胎”的大有可能。

    张中行先生有一文提到顾二娘砚的真伪，说请教启功先生，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您见过多少真顾二娘做工的？又一个是，譬如从刀法上，风格上，能够断定是不是出于顾二娘之手吗？启功先生言简意明，只用六个字就交了卷，是“没见过，不知道”。有人读到此段，觉得是启先生一贯的幽默作风，说了一段隽语。我读至此则钦服不已，认为启先生一定是发自肺腑地说了六字真言，是真话，是内心话，并没有一丝糊弄敷衍张先生的意思。

    为什么这样说呢——《启功丛稿·题跋卷》里有一篇《书画鉴定三议》，分别谈“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鉴定中有世故人情”。文中有一段说：“王静安先生对学生所提出研究的结果或考证的问题时，常用不同的三个字为答：一是弗晓得，一是弗的确，一是不见得。王先生的学术水平，比我们这些所谓鉴定家们（笔者也不例外）的鉴定水平（学术种类不同。这里专指质量水平），恐怕谁也无法说低吧？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读过此文便可知道不论是书画还是器物，老先生在鉴定上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由此及彼，关于砚铭之真伪，不妨以晋唐法书名画视之，既然右军墨宝，虎头真笔渺不可寻，而唐宋摹本下真迹一等，又经历代名公审定，已视同球璧。而砚之佳者，五好标准一一达标，可赏可玩，有佳铭锦上添花，又有何不可呢？不知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