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
南宋立国，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其独特性的，它是北宋的延续，却只拥有半壁江山。这一点，很像历史上的东晋，但东晋皇权极度衰弱，南宋皇权的强化，则较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自高宗赵构称帝，经孝宗朝，到了光宗、宁宗之世，已是“行暮”之年。然而，即便从宋宁宗去世的1224年算起，南宋离亡国也还有半个多世纪。所谓“行暮”，从何说起呢？
虞云国先生在《南宋行暮》（以下称《行暮》）一书中，总结光宗宁宗两朝，说：“历史的走势一旦滑入歧路，往往会一路滑下去！”他所说的“歧路”，一是指“权相政治”；一是指两朝皇帝，一个是精神病患者，一个极懦弱无能。作者说，“宋代权相都出在南宋”，“权相政治的接踵出现，不妨说是君主对独裁权力主动授与或无奈让渡造成的”。
按照宋朝皇权专制之下分权制衡的“祖宗家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权相”原本很难产生，就好像历史上外戚、母后、宦官的专政，在宋朝同样不会出现一样。然而，当宋室南渡，恢复中原无论在朝在野都是一杆可以高扬的旗帜时，高宗皇帝却为了坐稳江山，与金人议和，重用投其所好的大臣。他对秦桧的重用，开了宋朝“权相政治”的先河。
但是，秦桧的“权相政治”，说到底，还是为强化高宗的极权服务的。放手让秦桧搞“权相政治”，高宗皇帝完全有这样的底气。作为一个政治上颇有手腕的强势君主，他熟悉宋朝的“祖宗家法”，绝不会允许权柄倒持。这一点，从秦桧死，一直到高宗禅位于孝宗，再到孝宗禅位于光宗之前，并没有权相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总之，那时候由“绍兴体制”派生的“权相政治”，对宋朝的“祖宗家法”，不仅不具有颠覆性，而且可以与皇帝配合得很好。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宋朝“祖宗家法”的成功所在。
高宗无嗣，禅位于孝宗。高宗是太宗的六世孙，孝宗是太祖的七世孙。孝宗受禅的合法性，是毫无问题的。孝宗北伐，没有保住个人权位的考虑；战败之后，与金人签订隆兴和议，也不至于影响其九五之尊。总的来说，孝宗一朝，国家的各个方面渐臻佳境：“朝廷无事，四方宁谧；士浑厚而成风，民富饶而知义。负歌者，行乐者，熙熙侃侃。”差不多可以说是“与天下安”了。然而，当孝宗禅位于光宗，南宋历史便开始出现了大逆转。这是《行暮》一书的主要论题。
光宗做了18年太子，熬到42岁才做皇帝，胡子、头发都熬白了，孝宗还认为他是个孩子。登基之后，光宗“听言虽广，诚意不加，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任人则“邪正并用”；又不孝也不慈，与太上皇和太子都不亲近；对李皇后则唯命是从，甚至惧怕；还疑神疑鬼，容易受人挑拨。他的精神状况，似乎早就隐伏着种种问题，与他受禅之前的经历可能有关。
在位五年，光宗最终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逼禅位于宁宗。表面上，宋朝的天下，不再由一位精神病患者来统治，但是，换上来的皇帝懦弱无能，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宁宗为人缺乏主见，凡事无可无不可，在知人理政上比发病前的光宗更加无能与浅薄。他还开了一个坏头，就是直接用御笔罢免大臣。他在位时，朝廷上权斗加剧，导致结党；而结党又反过来加剧权斗，如此恶性循环。
虞云国先生表示，他要“以帝王传纪的形式来表现光宗宁宗时代”，“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写一部时代史”。他认为，在那样的君主专制之下，“帝王就是他统治下的那个时代的缩影”。本着这样一种看法，《行暮》笔下的光宗宁宗两朝，事皆从大处着眼，又总是从小事着手。通篇叙述，内容丰富，而且非常有节奏感。如写孝宗禅位前的暮气，以及对自己禅位后生活的安排，着墨不多，娓娓道来，却写出一种莫可奈何的悲凉，而一句“安排好家事，他接着又安排国事”的闲笔，便把文章舒缓而意味深长地过渡到光宗的受禅上去了。而对细节的描写，也总是关涉大局。比如说，孝宗决定禅位于光宗，朝中大臣交口称赞，一个叫黄洽的人却直言太子妃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这一段，写得很平淡，没有丝毫的突兀。孝宗偏爱光宗，并没有让李氏安分。她的儿子比皇长子的儿子早生，却偏要等皇长子的儿子生了，再向宫里稟报。而她生第二个儿子之前，宫里就传说她怀孕之前，竟梦见自己用双手接着了坠日。做了皇后之后，李氏果然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都极不识体统。她在太上皇和光宗之间挑拨是非。她的嫉妒心和残忍覇道，更令人发指。光宗病情的加重，显然与她故意制造是非和挑唆有关，并影响到整个光宗朝政局。这使孝宗不能不对黄洽当年的忠告耿耿于怀。又如宁宗，登基才一个多月，直接就用“御笔”，将宰相留正赶出朝廷。虽然是一个“小动作”，却开了一个很坏的头：重要决定，绕过了规定程序。后来，权臣凭借着皇帝的信任，或对皇帝的操控，动辄以御笔为名，任意进退大臣，竟成为影响南宋历史走向的惯例，是韩侂胄、史弥远等人，提拔亲信、打倒政敌的方便法门。
许多初看上去并不起眼的细节，经过作者仔细推敲，与全局性问题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就这样，光宁两朝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行暮》一书中一一叙述成篇。扣人心弦、令人动容的故事背后，是作者对于大量零散史料的搜求、考证与拼接。而故事之外，更吸引人的，是那些随处可见的知人论世警句。大臣们苦苦向光宗皇帝进谏，指出他的种种问题。作者说：“君临天下时，臣民或只知其君而不知其病，或虽知其病而讳言其疾，把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从讽刺剧敷演为正剧。所有这些，深刻形象地揭露了君主专制的愚昧和荒唐。”庆元党禁中，一些读书人投靠韩侂胄，为虎作伥，祸害同侪。作者说：“士林败类自甘堕落，其搏噬正人君子的凶残阴险是远过一般鹰犬的。”宁宗无是无非，一切听命于权臣。作者说：“就像一个永远的孩提，始终要寻找强有力的保姆。”
总之，《行暮》对光宁两朝政治所作的整体性的分析和展示，是成功的，从中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祖宗朝精心构建起来的皇权体制，比起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朝代，运作更加安全。虽然这种皇权专制体制仍有软肋，即不能保证皇位继承人一定符合治国理政的起码标准，“祖宗家法”对此照样无能为力。但在这样的皇权专制体制下，权柄即便沦于他人之手，江山也不至于改姓。所以，南宋在光宁二宗的36年里，虽然已入“行暮”之年，却还要再过52年，历经4帝，才亡于蒙古。论者或谓，若非蒙古骑兵南下，南宋仍不至于亡国。是啊，宋朝的专制制度，已经足以抑制其内部的竞争者。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南宋的“权相政治”，并没有导致权臣篡弑的野心——秦桧没有，韩侂胄、史弥远没有，后来的贾似道也没有。
作者说：光宁时期“整个临安城，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甚至整个南宋王朝都沉浸在一派虚假的安定繁荣中，有滋有味品尝着高度的物质文明带来的优哉游哉的生活……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关于危机和恢复的大声疾呼都被一片舞乐歌声吞没了。”
这真是历史上的一个“往日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