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问世过程可谓跌宕起伏，充满惊险与戏剧性的突变。这本书是在作者罹患眼疾、生计无着的境况下陆续写出的，还在杂志连载时，就引起激烈争议。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拥有、售卖、宣传这本书，在大部分英语国家都是非法的。而如今，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它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巨著。而它从地下到公开，从查禁到合法，从贬斥到赞誉的豹变，不啻为一段作家、出版人、盗版商、律师和法官共同参与的冒险旅程。
在杂志的连载引起激烈争论
早在《尤利西斯》出版前几年，乔伊斯作品中令人咋舌的内容就引起了争议。我们如今将《尤利西斯》看成一本巨著，但最初它是以连载形式进入大众视野的。它连载在纽约一份名为《小评论》的现代派杂志上，这份杂志是难得一见的华尔街资本与格林尼治村的波希米亚文人的联合产物。《小评论》是玛格丽特·安德森的劳动结晶。这位放浪不羁的芝加哥人与伴侣简·希普搬进了格林尼治村，创办了这样一份致力于艺术和无政府主义、狂喜和反抗的杂志。然而，她们对于冲突和公众活动的热爱激怒了她们的主要赞助人，即庞德的朋友约翰·奎因。奎因是个脾气暴躁的华尔街律师。尽管对杂志的“女编辑们”充满疑虑，他还是资助了《小评论》并为其提供超量的法律咨询。奎因最初认为安德森和希普是“任性妄为的女人”，后来认为她们是更为糟糕的典型的华盛顿广场分子（“愚蠢的江湖骗子和呆傻的假冒伪劣者”)，他对二人的看法不断恶化。
就在金钱和任性妄为这种尴尬的合作关系中，《小评论》硬是在1918年春天至1920年年底连载了将近一半的《尤利西斯》。连载使乔伊斯接触到杂志读者刺耳的评论。一个订阅者称赞他“毫无疑问是最有灵气的英语作家”，而另外一个订阅者声称他“将大块的秽物扔进不连贯的胡言乱语中”。一些读者认为这种污秽强大有力。乔伊斯向读者“投掷‘秽物’”的姿态激发了一位达达主义诗人的狂热赞美（“俗！”）。对《尤利西斯》最不利也是最具影响的反应来自美国各州及联邦政府。邮局多次以刊载大量乔伊斯的淫秽内容为名，禁止《小评论》通过邮政进行流通。1920年，纽约地方检察官以猥亵罪起诉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普。
现代的个体性：艺术的坚持与身体的痛苦
“‘瑙西卡’在纽约要惹上大麻烦了。”乔伊斯在听闻这章被起诉后，在信中这样对朋友写道。而在纽约风波过后，乔伊斯打算将这一章写得更加淫秽，并且接下来的两章也会更加淫秽。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尤利西斯》漫长的演化过程让乔伊斯看上去既像一个不肯妥协的艺术家，又像一个任性的破坏分子，他通过向作品中填塞艰涩与冒犯的内容来发泄愤怒。“每个月他都会变本加厉”，一名《小评论》的读者这样抱怨，而简·希普恰到好处地回复道：乔伊斯“毫不关心读者，也不关心读者的需求”。
正是因为乔伊斯坚持自我、不回应任何人的要求，《尤利西斯》才吸引了大量读者。西蒙娜·德·波伏娃不仅记得读小说时感受到的“彻底的惊奇”，也记得她真正见到詹姆斯·乔伊斯的那幸运一刻，“最遥不可及、最难以接近的”作家在巴黎的一个书店里“以血肉真身出现在我面前”。自1918年《尤利西斯》面世起，乔伊斯成为新世纪的个性偶像。他是一个无国籍的漂流者，在爱尔兰外自我放逐，在接近赤贫的状态中寂寂无名地坚持写作长达十年之久。他拒绝向政府和市场妥协，拒绝向限制文学流通的法律妥协，也拒绝向读者妥协，尽管首先是读者让文学成为一种职业选择。
乔伊斯成为个性偶像也是因为他那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身体是乔伊斯作品的核心，乔伊斯既捕捉了身体的情欲快感，也关注它的极度痛苦。从1907年至20世纪30年代，乔伊斯一直被频发的虹膜炎（虹膜肿胀）所折磨，这一病症也引发了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并发症，使他视力下降、几近失明。在“眼部袭击”不断袭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因为过度疼痛倒在街上，或痛得在地板上打滚。与病患同样痛苦的，是他为了挽救视力而进行的多次外科手术——所有眼睛手术都没有进行全身麻醉。乔伊斯事后描述，在他强撑着让眼睛被“切开”前，他忍受了一连串的注射、麻醉、消毒、拔牙，还尝试过各种补品、电击和水蛭疗法。从1917年起，乔伊斯不得不思考，是否下一次发作——或下一个手术——就会结束他的写作生涯。
鉴于其严峻的健康状况以及微弱的视力，乔伊斯既英勇又可怜，既无法触及又非常人性。乔伊斯戴着眼罩，手术后眼睛上裹着绷带，用厚厚的眼镜和放大镜阅读，这些形象都使他有了盲人先知的光晕，如同20世纪的荷马或弥尔顿。疾病带走了视觉世界，却带给他一种他人无法察觉的深刻体验。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被他儿子的手指甲轻微刮伤了眼睛，之后写信给乔伊斯说，眼睛“疼得要命”，“这十天中我体会到了一丁点儿你的感受”。
乔伊斯的生活原本可能如同康斯托克预期的一般惨不忍睹，而乔伊斯的韧性甚至鼓舞了那些对他作品不熟悉的人，让他们开始将现代的个体性视为一种破坏性力量，旷日持久地、不屈不挠地抵抗着无法抗拒之力。《尤利西斯》将这种韧性转化为艺术。它读起来像一个绝望的、挚爱的辛苦结晶，一本透过厚厚的镜片传递神秘洞察力的著作，一场被苦难和无聊所困扰的欲望和回忆的游行。这是一本关于激情与艰辛的著作，一个脆弱又倔强的产物。这本书的作者即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即便眼睛上裹着绷带，也会摸到枕头下的笔记本，摸索着用铅笔写下一段段笔记，以便他在可以看见时，将这些字句插入手稿中。乔伊斯的小说探索的是内心世界。除了家庭，那是他的全部。
《尤利西斯》所引发的狂怒是乔伊斯伟大之处的表现
经年累月，乔伊斯对他写作技艺的无限投入让他成为现代主义的完美艺术家，而不是单纯的破坏分子——一个人不会仅仅为了激怒他人而历尽艰辛地写作。但激怒他人是无法避免的。在《尤利西斯》出版之前，乔伊斯走在巴黎街头，一个男人和他擦身而过，嘴里嘟囔着——还是用拉丁语——“你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作家！”愤怒并未平息。1931年，法国驻美大使、诗人保罗·克洛岱尔放任《尤利西斯》的盗版书，并且声称乔伊斯的小说“充满了污秽的亵渎神明的内容，你能感受到一个叛教者所有的憎恶，而且此书作者确实极度缺乏才能”。丽贝卡·维斯特抱怨说“关于粪便和性的段落没有任何美感”，这些段落的缺陷突出表现在读者阅读时“满足感的喷发”。乔伊斯的作品对严谨的读者来说则是一场浩劫，维斯特对“乔伊斯先生非比寻常的无能感到无比愤怒”，即便她仍然确信他是一位“具有卓越天才的作家”。
《尤利西斯》所引发的狂怒是乔伊斯伟大之处的表现之一。他对抗审查制度的行为使小说获得了公众认可，并且让同道中人对他大为青睐（尤其是那些自认四面楚歌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的抗争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围绕《尤利西斯》的官司迅速将一个标准的先锋运动倡导者变成全部艺术的代言人，变成一个抵抗当权者压迫的创造力的象征。《尤利西斯》为艺术铲平了所有障碍，要求艺术形式、风格和内容享有毫无约束的自由。
乔伊斯对绝对自由的要求使他在艺术圈获得了特殊的地位，甚至在对他作品意见不一的人群里也是如此。1927年，当莎士比亚书店经营者西尔维娅·比奇正式开展抗议盗版《尤利西斯》的活动时，来自世界各地的167名作家签名支持；叶芝帮助乔伊斯在战争期间得到政府资助；T.S.艾略特扶持乔伊斯在伦敦文学界立足；海明威帮助西尔维娅·比奇向美国走私第一版《尤利西斯》；塞缪尔·贝克特在乔伊斯无法看清东西时根据他的口述做记录；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提议为乔伊斯跳窗以示抗议（谢天谢地，这个提议被拒绝了）。
在世事艰难之时，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许多捐助者帮助了乔伊斯。约翰·奎因购买了乔伊斯的手稿。乔伊斯最重要的赞助人是一位名叫哈丽雅特·韦弗的拘谨的伦敦老处女，她对乔伊斯的无私奉献让伦敦人以及她那虔诚的家族都百思不解。乔伊斯后来承认，西尔维娅·比奇将她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他和他的小说。《尤利西斯》的一个反讽之处在于，当它以保护女性读者的脆弱情感之名被禁时，其问世却正是得益于几位女性。它被一位女性激发出灵感，被一位女性资助，被两位女性连载，被一位女性出版发行。
20世纪20年代，西尔维娅·比奇第十一次印刷《尤利西斯》，这也帮助莎士比亚书店成为“垮掉的一代”流亡者的大本营。1931年，雄心勃勃的纽约出版商贝内特·瑟夫渴望出版这本高风险的、引人注目的小说，以使他的新公司兰登书屋一跃而起。瑟夫与理想主义的律师莫里斯·厄恩斯特合作，他们在德高望重的美国联邦法官面前为《尤利西斯》辩护。
所有的一切——艺术家、读者、赞助人、出版业以及法律都进行了一番转型——使得现代主义成为主流。乔伊斯的小说代表了一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不是一座高雅文化的竣工纪念碑。1933年秋天《尤利西斯》一案送到伍尔西法官面前时，纳粹焚书仅发生在四个月前，这就是拥有《尤利西斯》即使不阅读也不是一个懒散姿态的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的不祥氛围下，伍尔西的决策远不只是让一本书合法化。它将一场文化反叛衍变成公民德行。《尤利西斯》从文学炸药衍变成“现代经典”的革命历程，反映了现代主义在美国确立的微观史学。
乔伊斯之前的小说家认为，用礼仪的面纱分离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天经地义的，写作意味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全部经验是无法言说的。乔伊斯却无话不说。1934年《尤利西斯》被合法化并在美国出版时，艺术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局限。